太行山下的紅色古鎮一一武安市冶陶鎮（下）
首長舊居 聲猶在耳
劉伯承、鄧小平等首長和八路軍的將士們在冶陶一年半的時間里，與當地百姓同甘共苦、血脈相依，他們當年在時的小院，仿佛還回蕩著他們爽朗的笑聲。
劉伯承、鄧小平、李達舊居位于冶陶村中央局大院東約200米，原為武安縣偽縣長黃風林所建，坐北面南，是一座偏南一進三大院。前院為李達舊居，中院為劉伯承、鄧小平舊居，后院為勤雜人員居住。
前院由東、西、南屋和過廳組成。南屋即臨街房，大門居中，門后迎面設磚制影壁一座，正面影壁心磚雕“福祿壽”三星，四角磚雕蓮花。后墻中間設門，可通中院。此們向東為該院東大門。
薄一波舊居位于軍區司令部東約5米，中間僅一條南北向小路相隔。該院原為本村財主武書堂所建，為一座四合院建筑，坐北面南，建筑面積368平方米，由一進二前后兩個小院組成，前后院由一墻間隔。
前院由東屋、西屋和南屋組成，均為磚、石、木結構單層建筑。南屋為臨街房，面闊5間，進深1間。大門位于東南，大門后的東山墻上有磚雕影壁，影壁四角各有磚雕“忍冬”一組，壁面為磚砌素面。
前后院之間一墻間隔，中間為一月門，月門上前后均有匾額一方，正面陽刻“廈泰咸亨”，陰面陽刻“松風水月”，均為楷書。
后院由東、西屋和北屋組成。北屋原為晉冀魯豫軍區副政委薄一波舊居，其他屋為保衛人員、勤雜人員居住。1946年10月，薄一波和夫人胡朋在此接見了國際友人、美國進步人士斯特朗。大軍南下挺進大別山后，薄一波同志即住此主持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工作。
徐向前、王宏坤舊居位于劉伯承、鄧小平、李達舊居東10米左右，該院原為本村財主黃擇義所建，為一獨立四合院，坐北面南，大門位于西南，坐東面西。該院由北、東、西、南屋組成，共有房屋16間，占地面積213余平方米。
該院曾是晉冀魯豫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徐向前、第二副司令員王宏坤舊居，北屋、西屋樓下為臥室，西屋樓上為軍區軍需倉庫，刺刀、護胸等物品曾放于此。
滕代遠舊居位于村東北，距中央局大院約300米，為一獨立四合院，坐北面南，占地面積214平方米，由東、南、西、北屋組成。
該院北屋曾是晉冀魯豫軍區第三副司令員滕代遠舊居，其他屋為勤雜人員、警衛人員居住。在西屋墻垛前曾拍攝過許多有重要紀念意義的照片，如劉伯承、鄧小平合影，劉伯承、鄧小平、滕代遠合影等。
三大會議 運籌帷幄
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如何保障長期大規模戰爭的軍需供給、消除各解放區經濟割據局面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1947年3月25日至5月11日，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冶陶鎮秘密召開了華北財經會議。會議原定于3月1日召開，但由于晉綏、陜甘寧邊區的代表未能通過封鎖線，直到3月25日才趕到會上。會場設在冶陶村作坊胡同三丈大院內，這座大院始建于1930年，房主原為本村商人陳志紅，這里靠近土崖，遇到緊急情況可及時疏散到崖下的防空洞內。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晉候，陜甘寧五大戰略區的財經要員齊集于比，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17人，列席代表38人，著名的經濟學家薛幕橋，南漢宸等也出席了會議，當時的中央局副書薄一個任大會主席。為了統一思想，中共中央派遣董必武前往指導會議，董必武帶著夫人和孩子從陜北一路東行，當他們走到山西五臺縣東山區大槐莊時，所帶的干糧吃光了。管衛員跑到一個小店買燒餅，但店家不收陜甘寧邊幣，甚至連公家開的商店也只認晉察就邊幣，最后只好空手而歸。孩子餓急了，董必武的夫人只好用一塊新布料換了兩個燒餅。這件事使董必武深切體會到貨幣統一的必要性。
會議經過近兩個月的充分討論，做出了加強對敵經濟斗爭、保障戰爭供給、精兵簡政，改進公糧稅收，整理村財政、詞整戰勤、成立統一管理華北財政經濟的辦事機構等九條決定。會議為奪取解放戰爭勝利，統一華北各解放區的財經政策，同時也為進入城市管理經濟做好準備，奠定了新中國財經、金融工作的基礎。會議期間，國民黨曾兩次派飛機轟炸，因設有防空洞，確保了會議的正常進行。會上成立了以董必武為主任的華北財經辦事處，1947年底設計出了第一套人民幣，上面的“中國人民銀行”六個字是由董必武親筆題寫的。
抗戰勝利后，一場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在各大解放區迅速開展起來，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標，在西柏坡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上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為貫徹會議精神，1947年10月至12月，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在冶陶召開了全區土地會議。這是根據地創建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干部會議，有1700多人到會。會場位于冶陶村東的黃土崖下，一千多名代表坐在從平漢戰役前線運來的鐵軌上聽會。會議由晉冀魯豫中央局代理書記薄一波主持，徐向前、騰代遠。廖承志、楊秀峰，包括從這里路過的陳毅等出席了會議。來自冀南、冀魯豫、大行、太岳、豫院蘇的各區代表團，匯報了各地的土改情況及存在問題，會上還頒布了《土地法大綱》補充辦法。
會議期間，延安中央管弦樂團應薄一波同志的邀請來到冶陶，與晉冀魯豫人民文工團會師于武安河東村。他們專門為會議聯合排練了話劇《解放了的唐·吉訶德》(蘇聯盧那卡爾斯基編劇，瞿秋白翻譯)，由賀綠汀作曲配音、李德倫指揮，不僅排練了該劇的序曲及劇中配樂，同時還排練了大型歌劇《赤葉河》（阮章競編劇，梁寒光作曲），并在會議期間演出。
開會期間，由于國民黨飛機的時常襲擾，會議斷斷續續開了85天。與會者聚了散，散了再聚。至今，會場北邊的防空窯洞仍在，街墻上的彈孔歷歷在目。會后抽調大批干部隨軍南下，參加土改復查和“三查三整”工作，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使億萬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夢想。
在冶陶醞釀的這場中國革命史上的變革，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使冶陶成為中國革命發展的一個縮影，許多國際友人遠渡重洋，不遠萬里來到太行，和太行人民并肩戰斗，并用自己手中的筆寫出了大量報道和書籍，世界通過他們的報道了解了中國。在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和軍區這座四合院內，曾留下諸多國際友人的足跡。著名的美國作家斯特朗、美國醫學專家艾索羅爾大夫、美國農業專家韓丁夫婦和英國記者大衛·柯魯克夫婦等，在新中國的黎明前都曾踏上這片英雄的土地。
1946年的深秋，美國作家斯特朗訪問延安后乘飛機來到邯鄲，隨后又經歷汽車和馬車的顛簸到達冶陶。她在冶陶十多天的時間里，早出晚歸，先后采訪了蔡暢、薄一波、戎子和等領導人，并對三王村的供銷合作社情況進行了詳細的了解。
1947年，英國記者柯魯克夫婦來到冶陶，考察解放區的土改運動。他們見到薄一波后提出，到一個村莊去，在那里住下來，親眼看看土改給農村和農民帶來的變化。薄一波安排他們隨工作團到什里店去。他們走街串巷，深入到老百姓家中與農民們交朋友，實際了解土地改革運動，還收集了什里店從1937到1947年的歷史資料和土地改革情況，寫出了三本介紹土改工作全過程的書籍《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什里店》《陽邑公社的第一年》，并陸續在西方國家出版，向全世界介紹中國農村的土地改革運動。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定居北京并多次回訪冶陶，與老區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47年，為改變敵我雙方的戰略態勢，根據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的部署，決定大踏步南下，挺進大別山，直插敵人的心臟，威脅南京、武漢等中心城市。5月15日，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和軍區在冶陶村北的藥王山普光寺召開了南征會議。普光寺始建于北宋宣和年間，坐北朝南，為一進三大院，占地400平方米。這里離村較遠，北面有大山，山頂設有軍區的防空哨所，寺周圍有高于寺廟的土崖，山寺處于灌木荊棘的環抱之中，十分僻靜安全。
邊區領導、機關首長及從前線歸來的部隊高級將領參加了會議，鄧小平政委主持會議并講話。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有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了外線反攻的各項準備工作，決定實施中央突破、千里躍進大別山，把戰爭引向蔣管區，拉開了人民解放戰爭戰略反攻的序幕。
6月初，劉鄧首長率十二萬浩浩蕩蕩的大軍在邯鄲誓師南征后，強渡黃河，6月30日午夜，我軍大炮猛烈開火，將黃河對岸變成火海，上千艘帆船載著我軍戰士殺向南岸，在三百余里的地界上突破了敵人的防線，千軍萬馬，浩浩蕩蕩，勢不可當，實現了毛主席“大舉出擊，經略中原”的戰略意圖。
紅色館藏 風云再現
2011年10月15日，位于冶陶的晉冀魯豫邊區革命紀念館隆重開館。紀念館建筑面積2000多平方米，總投資1700萬元。自2007年10月動工興建，經過四年的不懈努力，數然高立于太行山下。
紀念館的廣場前綠草如茵、松柏青青，藍天飄浮著白云，遠處的群山蜿蜒起伏，民族風格的紀念館和薄一波題寫的“晉冀魯豫邊區革命紀念館”燙金館名顯得格外醒目。
進入展館大門便是序廳，迎面一幅革命潮流洶涌激蕩的大型浮雕映入人們的眼簾。浮雕前面是一組生動的人物雕塑，從左到右依次是滕代遠、徐向前、劉伯承、鄧小平、楊秀峰、薄一波，他們正在冶陶這塊紅色的土地上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紀念館重點突出了邊區政府機關1945年11月進駐武安后所開展的一系列工作。紀念館共分“雄踞太行 抗擊日軍”“爭取和平 實現中國革命歷史轉折”“喚起民眾 建設抗日根據地”“戰略轉移 邊區機關進駐武安”“群星燦爛 光輝人物照千秋”和“親切關懷黨和人民心連心”等八個展廳。漫步展廳，撫觸歷史，一幅波瀾壯闊的冶陶革命歷史畫卷在眼前徐徐展開。
館內陳列著幾年來從全國各地收集到的1948年在武安趙莊村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晉冀魯豫版《人民日報》創刊號，還有邊區鈔票、股票、郵票、結婚證書、地契、土地證、手榴彈、沖鋒號、迫擊炮等600多件珍貴的文物和實物，形象地再現了晉冀魯豫邊區在冶陶那段可歌可泣的崢罐歲月。
紀念館還大量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展示，采用聲、光、電、幻影成像、三維動態等手法，增添了展出的視覺效果。如在表現臨汾戰役時，抓住攻破臨汾城墻的瞬間制作成微縮模型，并配以激光、煙霧、爆破、投影及擬音效果，形象逼真地再現了攻占臨汾的戰斗過程。在表現“三大會議”時，采用三維動漫進行展示，利用幻影、虛擬現實、大屏幕融合三種形式的有機組合，再現了會議的實景和邊區軍民支援前線等重大歷史事件。槍林彈雨的激戰聲、老一輩革命家洪鐘般的講話聲，仿佛穿越時空的隧道，久久地在耳畔回蕩。
武安健戲戲劇化石
每年人們張燈結彩、喜鬧元宵節時，地處太行山腳下的固義村以古老而隆重的儺戲表演，吸引著四鄰八鄉的萬余觀眾和一大批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前來觀賞。
儺是古時迎神賽會、驅逐疫鬼的一種儀式。它起源于夏、商時期，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關于儺的記載，是古老的黃河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固義村的儺戲源于何時，目前已經無法考證。專家從規模和套路上看，認定其是北宋儺戲的遺留，因而是研究中國戲劇的“活化石”，也是研究農耕社會民俗文化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
固義村在冶陶鎮東南2.5千米，它坐落于古老的南洺河北岸，與太行山隔水相望。沿河東去10余里，是著名的“磁山文化遺址”所在地，早在8000年前，先民們已開始在這里從事農耕和畜牧業，揭開了華夏農業文明的新紀元。因而這里是華夏民族早期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正是由于黃河文明的熏陶，形成了固義村古拙、質樸、富有神秘色彩的年俗文化。固義儺是以“抓黃鬼”和攤戲表演兩條線來進行的，從而把“娛神”與“娛人”有機地結合起來。“捉黃鬼”以正月十四的上山請神為始，包括驅邪、抓鬼、審判、斬鬼等儀式。在抓鬼過程中和斬鬼之后，又穿插進個大規模的戲劇、花會表演。兩條線索時分時合，相互交織，環環相扣，既神圣莊重又熱烈歡快，在驚心動魄的鑼鼓聲和震耳欲聾的禮炮聲中，逐步將整個活動推向高潮，充分反映出農耕社會祈求風調雨順、驅除鬼祟，期盼六畜興旺、五谷豐登的永恒主題。
據村中的老者說，固義的儺戲表演可追溯到明代中葉，但它那古老的形式和內容，則可以推進到歷史的更深處。早期社會人們無法抗拒自然界的各種災害，認為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存在，這就產生了鬼神的概念。于是人們把這種想象的鬼神也分為善惡，通過祭祀和表演，揚善懲惡，滿足人們征服自然的主觀愿望。儺中的“黃鬼”就是一種邪惡的象征。洪水泛濫時的滔滔濁浪，瘟疫、癆病使人面黃肌瘦，他們認為這都是“黃鬼”在作祟。固義鄉民所說的“黃鬼”還指那些虐待父母的忤逆不孝者。這反映出明朝時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和正統儒家學說的浸潤，而使“黃鬼”的所指由自然災害擴展到人本身的邪惡。
“抓黃鬼”中的各種人物角色，大都以臉譜和面具為扮相，他們身著古裝和各種佩飾，面目或莊重或猙獰。這些角色大都是世襲的，輩輩相傳，不派不選，使其久演不衰。全村戴面具的有三四十人，畫臉譜的多達四百余人，幾乎是家家有角色，戶戶都參與。正月十四的夜晚，村里的人大都徹夜不眠，扮臉譜、試服裝、整道具，出出進進，忙忙碌碌，十五的凌晨一時，寂靜的山村就響起了嘈雜的腳步聲。裝扮的大鬼、二鬼和跳鬼，身著單衣，擺弄出剛勁的舞姿，在眾多手持柳棒的更夫簇擁下高聲吶喊著，串遍全村的大街小巷驅邪趕鬼，在奔跑中一個個大汗淋漓，直至清晨七時，黃鬼被緝拿歸案。這不禁使人聯想起遠古時期先民們圍獵野獸的情景。扮演“黃鬼”者，頭發、四肢和身上全涂成黃色，在隆冬嚴寒中，只穿著薄薄的無袖衫和短褲，裸露的胳膊和小腿上捆綁著四把明光閃閃的道具刀，刀口處鮮血淋淋，預示著村中黃鬼被擒，吉祥如意。
七時以后，氣勢更為壯觀。鋪滿山石的街道上，鄰街的房頂上以及高大的樹枝上，擠滿了前來觀看的人群。披甲戴盔的探馬在人群中往來開道，鈴聲急促，蹄聲嘚嘚，驚得觀眾直往后退。押著“黃鬼”示眾的隊伍浩浩蕩蕩，直貫長街首尾。前有鳴鑼開道的衙役，手持旗牌、傘扇、金瓜、斧鉞等全套儀仗以及飾有各種面具、臉譜的戲中角色，后面是衣著鮮艷的各種民間花會隊伍，邊走邊演，熱鬧非凡。隊伍按照規則走走退退、退退走走，歷時三個多小時，把整個小山村鬧得沸沸場揚，酣暢盡興，仿佛要將一年的喜悅都宣泄在這歡慶的氣氛之中。
隊伍出村后，在村南干涸的南銘河河灘上分成四個場地進行賽戲活動。寬闊的河灘上人頭攢動，鑼鼓喧天。藍天做幕，高山大河為舞臺，奔放而跳躍的節奏傳達出生命與自然的交融和活力，展現出一幅雄渾壯闊的太行賽戲的巨幅畫卷。
斬“黃鬼”是整個活動的高潮。臨時搭起的開斬臺高筑于河灘之上，當“黃鬼”被押上臺時，群情激奮，禮炮震天，透過彌漫的煙霧，“黃鬼”被抽腸剝皮，象征著人類對抗邪惡的勝利。
“黃鬼”被斬后，歡慶活動進入一個新的高潮。儺戲是元宵節活動的又一重頭戲，從正月十四一直持續到十六晚上，分為賽戲和社火活動。儺戲是由祭祀時的舞蹈演化來的，后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說唱與表演相結合的戲劇形式，儺戲保留了戲劇發展的原始形態，有戲劇史上的“活化石”之稱。
雛形時的戲劇，說唱與表演是由不同的角色扮演的。說唱者稱為“掌竹”，站在舞臺的前角，負責介紹人物和劇情。介紹一段，表演者表演一段，直至劇終。“掌竹”的角色隨著戲劇的發展早已被湮沒，而固義的儺戲卻仍然保留了“掌竹”的角色，使戲劇的歷史在此定格。它的再現為戲劇發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活的資料和物證，引起了戲劇研究專家的極大興趣。“掌竹”頭戴宋朝服飾中的無腳樸頭，身穿紅色官袍，左手貼身握著一根上部劈成細條的圓筒竹竿，細條用紅布束在一起，既是角色的標志，也有避邪的寓意。這便是“掌竹”名稱的由來。
固義的儺劇均有鑼鼓伴奏，劇目主要是三國及漢代以前的內容，劇情較為簡單質樸。在《岑彭馬武奪狀元》《吊黑虎》《吊勒馬》《點鬼兵》和《打十棒鼓》等戲中，都出現了“掌竹”角色。他半吟半唱，聲腔古樸渾厚，念詞多為七字句，大都押韻，處于由吟誦向唱腔發展的過渡階段。
固義的儺藝表演，從“捉黃鬼”到儺戲，整個活動渾然一體，高潮不斷，與西藏、吳越、西南、巴蜀的儺文化圈相比，具有其獨到之處。1998年在武安召開了“亞洲民間戲劇觀摩暨學術研討會”，使武安儺戲在國內、國際上有了較大影響，2006年入選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王時磊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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