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回眸
司枕亞
前言
我已過了八十周歲的生日，已進入人生最后一站。我有時在想：還有什么我應該做而未做的事，想來想去就萌發了寫這篇文稿的念頭。
我經歷了八年抗日戰爭的全過程，在炮火連天、硝煙彌漫、艱險困苦的斗爭中，我二哥為國捐軀了，母親和弟弟也遭敵殺害。我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后，緊接著又經歷了三年的解放戰爭，推翻了蔣家王朝長期暗無天日的統治。在“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高歌歡舞中迎來了新中國。我是五十年前開國大典的參加者。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由長期的武裝斗爭已轉向和平建設時期，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前人經驗可以借鑒。我們半個世紀特別近二十年所走的歷程創造出輝煌的業績，使我國國民經濟的綜合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了飛躍。但也還有坎坎坷坷、風風雨雨，走過來的路并不平坦。
在歷史巨變、大轉折一個接一個的進程中，我是怎樣走過來的？這的確是我應該回答的問題。這篇文稿就是我的答卷。我這樣做的目的和動機，只是作為家史留給子孫后代和少數至親厚友，決無揚名而抬高自己之意。當然在撰寫過程中，我遵循“存真”、“求實”的原則，力求如實的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但由于曠日持久，某些細節可能有出入，文字表達也定會出現不當之處。這就無關緊要了，因為只作家史，留給子孫后代。
一、青少年時代
我1918年11月25日（農歷戊午馬年即民國七年10月22日），出生在河北省大名縣城內馬廠街的一個小職員家庭。我祖居在大名城東12華里的李茂堤村三牌，是那一輩遷移到城內的，我說不清。但李茂堤村三牌至今仍保留我家的祖墳地，司姓遠親還很多。我父親司玉成（信齋）居長，下有二叔和三叔，還有一個姑姑，嫁于城內黃小街安家。我兄弟五人：司宗儒（文卿）、司宗文（景周）、司宗海（匯川）、司宗孟（希賢）、司宗賢，沒有姐妹。大哥司宗儒系前母所生，前母去世后，我母親續弦到司家。我出生時祖父、二叔、二嬸、三嬸都早已先后去世，只有慈祥的祖母和勤勞的三叔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
我開始上學，是在北大街路東蒙家后院的北屋讀私塾。學生有二十來人，都是家住附近的孩子，年齡大小差別較大，都擠坐在這三間大北屋里。屋中桌上供奉一牌位，上寫：大成至圣孔老夫子之神位。桌上還放有一個戒尺。老師姓米，家住北城隍街，就坐桌旁的椅子上。米老師給我們講解《孟子》、《論語》等書，并叫我們背書，一有差錯，就拿戒尺打手心，很痛也很怕，我至今記憶猶新。我讀私塾約一年，于1926年初，當我七歲時即轉入羊市街第一完全小學。學制為六年，1932年初畢業于第一完全小學。我二哥、三哥都是先于我在這所完全小學畢業的。
大名縣地處河北省南端，為冀魯豫三省要塞，系兵家必爭之地。歷史上長期設“府”、“道”行政機構，成為河北省南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當時省立學校就有三處：男七師、女五師和十一中學。我二哥司宗文于1926年夏考入第七師范，是六班的學生。我三哥也報考過七師而未被錄取后，他考取了十一中學，也考取了永年的十三中學，但由于家庭無力負擔學費、膳食費而放棄了就讀的機會。因此當我小學畢業時只有一個想法：報考第七師范。師范學校不僅免收學費，而且每人每月還供給膳食費，先是現大洋五元，后減為四元七角。學生自治會的膳食部管理，根據當時物價和生活水平月月有節余。所以師范學校在那個年代特別吸引人，報考的學生最多。1932年初我在第一完全小學畢業，由于中等學校冬季不招生，所以又到第七師范附屬小學補習一學期。同年夏天，在報考學生一千多名競爭中，我幸運地考取了第七師范。那一年招生兩個班，八十人，我被錄取到十四班。
1923年第七師范創辦伊始，校長謝臺臣就高舉五四時代民主與科學的旗幟，為推動直南一帶的新文化運動起到相當大的作用。1926年中共豫陜區委委員馮品毅同志在校任教期間建立起共產黨的組織。1927年4月接收了學校領導人謝臺臣、晁哲甫、王振華入黨后，從而黨就掌握了學校的領導權。1929這一年學校黨組織有了很大發展，我二哥司宗文就是這一年參加共產黨的。這時黨、團員和反帝大同盟等外圍組織的成員，合計占全校師生總人數的三分之二。在當時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第七師范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培養黨的干部基地，形成直南革命的一個重要策源地。1930年以后，學校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和破壞，也受到黨內兩次“左”傾錯誤路線的嚴重危害，致使黨對學校的領導權先后兩次被國民黨反動派奪走。1930年6月教育廳正式任命反動的張達夫為校長；1932年暑假國民黨藍衣社分子郭鳴鶴又篡奪了七師校長。
我進入第七師范是我一生思想上的飛躍。什么是階級？什么是階級斗爭？什么是國民黨？什么是共產黨？……諸如此類的一些問題，是我到七師后才開始有了認識和覺悟。七師創立后的最初幾年，謝臺臣“以作為學”教育方針的實施和貫徹，尤其是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這一輝煌時期我并沒有趕上，我是在國民黨藍衣社分子郭鳴鶴篡奪校長后，首次招生考取進來的。我親眼看到郭鳴鶴一上任，就安排一批國民黨分子到各個崗位。教育主任姚麗卿、訓育主任郭湛波都是兇險惡毒的國民黨分子。我們一入校就立即推行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倡導尊孔讀經，開展童子軍訓練，并積極推行會考制度。他們制定一系列的守則、簡章、規定和辦法，對學生進行法西斯式的管理和統治。如《傳達室規定》中，“凡外來郵件須經傳達室擇要登記后，再呈校長審查，始得分別投送”。在《學生開會規則》中規定：“無論開何種會議其決議均應報告訓育部；無論開何種會議均須由訓育部派員參加指導；學生不得開秘密會議……”?？傊?，我們學生一點自由也沒有，猶如關在監獄里。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郭鳴鶴一伙的倒行逆施，理所當然的遭到富有革命傳統學生的反對，這樣反郭學潮就爆發了。1932年暑假招生一結束，學校尚未開學，留校的一些黨團員和進步同學，把落榜未被錄取的幾百名同學發動起來，他們認為這次招生錄取不公正。一來錄取的新生年齡普遍偏低，而且錄取的有些學生同郭鳴鶴一伙都有這樣或那樣的瓜葛，如郭鳴鶴的弟弟、郭湛波的弟弟、兒子都錄取了。他們砸壞了郭鳴鶴辦公室的門窗玻璃，沖進去找郭講理，并要求公布考卷。嚇得郭越窗而逃，學生在后面追趕并高喊：打倒郭鳴鶴！
開學后，學生陸續到校。謝臺臣過去是教歷史的，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曾編寫過《中國歷史講義》，郭鳴鶴因禁止翻印，而又引發反郭學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2年冬，我們要求撤換教員高廉九、沈藻翔遭到校方訓斥，又發動了反郭學潮。國民黨員文痞高廉九是教我們十四班的語文，有一次在他將到教室上課之前，我們把教室門虛掩起來，稍留空隙，把笤帚、簸箕放在門上，高廉九來教室上課一開門，這些東西一起掉下砸在他頭上，引起同學哄堂大笑。我們就是這樣對待反動的教員。尤其當時國難當頭，而郭鳴鶴一伙卻不準參加抗日活動，反而高唱“攘外必先安內”。在1934年秋某月的一天，以“攘外必先安內”為題，在大禮堂舉行全校講演比賽，幾個跳梁小丑先后上臺歇斯底里的漫罵共產黨而獲獎。這場鬧劇使進步同學嗤之以鼻?？傊?，學生每次的合理要求都橫遭訓斥，甚至開除出校。后來學生紛紛離校罷課，對堅決不返校的一百多名學生又遭開除學籍。反郭學潮就這樣起起伏伏，坎坎坷坷，連綿不斷的持續了三年有余。
1936年初終于把郭鳴鶴趕走了。這時謝臺臣已經病故，委任王振華接任校長，晁哲甫為教務主任，黎琴南為訓育主任。為紀念謝臺臣這位革命教育家，王振華、晁哲甫一回校，便發動校友樹立起謝臺臣紀念碑。由于郭鳴鶴的殘酷破壞，學校原有的黨員已被開除殆盡，幾乎看不見黨員了。他們來校后在工作上仍然貫徹“以作為學”的教育方針，繼承七師的革命傳統，在恢復整頓上作了很多工作。由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華北，簽訂了“何梅協定”，宋哲元賣國求榮，成立了冀察自治委員會，動蕩的形勢發展迅速，不久爆發“七七事變”。南逃的國民黨軍隊駐進學校，1937年約在八月學校便停辦了。
從1932年暑假至1937年暑假，我到第七師范讀書整整五年時間，雖然獲得了畢業證書，還不能算是個正式畢業生。在這五年的學習生活中，可分為前三年半與后一年半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也可以說前三年半是反面教員的教育，后一年半是正面教員的教育。但都使我由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想而升華為向往共產主義的思想，從而奠定了我一生為這一崇高信念而奮斗的信心和決心。
二、逃亡到河南
1937年7月7日，震驚世界的盧溝橋事變爆發后，華北的時局轉瞬即變。日本侵略軍占領北平、天津后，兵分兩路沿平漢、津蒲鐵路夾擊河北，節節向南推進。國民黨軍隊抵擋不住日本軍的進攻，形成兵敗如山倒的潰退局面。廣大群眾面對這樣兵荒馬亂的景象，人人憂心忡忡，惶惶不可終日。在我走投無路，徘徊不定之際。八月中旬的一天，大哥司宗儒對我說：“城內吳水坑街的王慶林是個老朋友，他所在的中央軍現駐在河南省周口，你帶著大嫂和兩個侄子司丕德、司丕忠投奔他去吧，以后我也去找你們。”我父親司玉成在舊政府是征收土地稅的小職員，他1932年夏（？）病故后，大哥繼承了父親的職業，手中有些積蓄，而我是剛離開學校的窮學生，很想乘機南逃。因為當時流傳說：“日本兵奸淫燒殺無所不為，特別對一些知識分子見了就殺。”同時對戰爭的形勢認識不清，認為黃河是天然屏障，日本兵打不過去天險黃河……。眼看著不少知識分子改頭（把長發剃光）、換裝（脫下學生裝換成農民裝），已經或正準備南逃?？植赖男睦?，使我產生急迫逃往河南的思想。
“七七事變”那年，我還不滿十九歲，從沒有出過遠門。大嫂是個家庭婦女，目不識丁。而且兩只小腳，行動極不方便。兩個男孩都是幾歲，正需要他人照顧的時候。還必須帶上換季衣服和必不可少的被褥。正是在這些困難的情況下，我們告別了母親，一行四人乘汽車到了邯鄲。日本兵占領區的火車站，當然不可能通車了，仍在我們軍隊控制下的火車站，火車并沒有停止運行。在一列北來南去的火車剛在邯鄲車站停穩，我先幫助大嫂、侄子搶步上車，我緊跟也上來了?；疖嚿隙际乔逡簧耐馓与y民，秩序混亂，擁擠不堪。次日傍晚才到終點漯河站。不幸的事件又發生了：一伙軍警對出站難民逐人搜查，不僅搜身，還要打開行囊進行檢查。我是一無所有，但在大嫂的行囊中搜出了銀圓，悉數沒收了。大嫂哭天抹淚、苦不堪言。我暗中在想：我們是難民，離鄉背井，顛沛流離，政府不照顧難民，反而壓榨我們。銀圓沒收了，河北省銀行出的鈔票在河南又不通用，真把人逼上死地！
經過千辛萬苦，一路折磨，終于到周口找到了王慶林。他四十多歲的模樣，穿軍服，少校軍銜?？磥聿幌袷莻€帶兵的，好像是個文職人員。部隊是何軍何師？任何職務？王慶林閉口不談，我當然不便多問。他在周口這個家就住在一個大雜院里的一座平房南屋。王慶林在大名老家是否有妻室、子女，我不清楚，但在周口是獨自一人生活。我們找到他還算熱情，他把大嫂、侄子安排在一戶地主外院的東屋，叫我就住在他屋的外間，臨時放了一個床。吃飯成了大問題，我沒有錢，也不能頓頓往大嫂處去吃，一來路遠，二來也不愿老依賴他人。王慶林在這里沒有家屬，他吃飯還沒有固定地方，我當然難以只靠他。真使人左右為難。
周口雖然不沿鐵路，但公路四通八達，水路有沙河橫貫市區，是豫東一戰略要地。我逃亡到這里，由于苦悶無聊、無所事事，便天天逛大街、串小巷。有一次走到沙河大橋北岸，聽到鑼鼓聲，便湊過來看熱鬧。見一江湖老藝人邊敲小鑼邊言道：
打起鑼鼓響當當，
挑起擔兒走四方。
南邊收了南邊去，
北邊收了北邊往。
若是南北皆不收，
黃河兩岸渡春秋。
觀眾越來越多，后來老藝人叫同伙一女孩演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整日呀在關內流浪……爹娘??！什么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女孩邊唱邊哭，聲淚俱下。我和女孩同病相憐，也抽泣不止。后來才知道：這伙人不是耍把戲的，而是抗日文工團演出的街頭?。骸斗畔履愕谋拮印?。而《在松花江上》這首歌卻唱出了我的心聲，也激起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心。
隨著日本侵略軍的猖狂進攻，從北方逃來的難民日漸增多。鄭州、開封、洛陽這些大中城市到處是難民。白天流浪，夜宿街頭。小城鎮甚至農村逃來的難民也不少。鎮平縣郵政局有個大名籍的職工，投奔他來的鄉親就有幾十人之多。大名縣原來有個文具商店──五美齋，是專門經營筆墨紙張的。五美齋的老板是許昌×××村人，投奔他的大名縣籍人也不少。我也在他家落過腳。聽逃來的鄉親說：二哥司宗文、三哥司宗海、五弟司宗賢都先后逃來了。三哥住在郾城城關；五弟住在舞陽縣城；二哥是第七師范圖書館的管理員，領導上安排他押運學校的重要圖書、儀器，也到了舞陽縣北舞渡鎮。聽到這一消息，我的心早飛到他們身邊了。告別了王慶林，告別了大嫂，我徒步先到郾城；又徒步到舞陽；最后徒步到北舞渡鎮。三哥、五弟都說：逃難在外，舉目無親，吃住無著，看看形勢變化，仍想回故里。二哥說：河北省教育廳長李金藻帶不少經費來河南，在北舞渡籌建“河北省聯合師范、中學”，收留河北省逃來的青年學生。你來了，就不要走了，這里有吃有住都不收費。第七師范的化學老師王顯周還擔任聯合學校的總務主任。我聽了二哥這番話，就留在這里了。
三、在太行山上
1937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軍委書記、負責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統戰工作的朱瑞同志，為解決抗日戰爭初期急需的干部，要在太行山的晉城舉辦“華北抗日軍政干部訓練班”（簡稱“華干”）。晁哲甫到新鄉見到朱瑞同志，知道這一情況后，晁哲甫、王振華并轉告王顯周、司宗文、林恒飛等都要到晉城去。二哥一向關切我的成長和前途，讓我跟著他一起上太行山。我當然很高興，特別愿去。因為我早厭煩這所“聯合師范、中學”了，當前國難當頭，日本軍侵略的炮火把我們趕到黃河南，誰還有心聽幾何、代數……的講課，真令人不可思議。若不是在這里混飯吃，我早想離開了。
約在九月上旬，我隨二哥離開北舞渡鎮，乘火車北上至新鄉，又換乘道清鐵路的火車到清化（博愛），爾后改乘汽車上太行山直奔晉城。“華干”設在晉城東關馬駿中學，領導人是劉子超。晁哲甫、王振華也參加領導，據說第七師范結束時，有些剩余經費，他們帶來都交這里了。司宗文、林恒飛是第七師范早期入黨的老黨員，他們邊參加學習，邊承辦些后勤事務。我們到“華干”時，已經來了很多學員，約有三、四百人，大都是愛國的青年學生。并已正式開課，都是上大課方式，一位教員講，全體學員聽，集中在一個大院落中進行。根據當時條件，沒有什么本本，印出的講稿也有限。根據記錄，分小隊討論。在生活上領導、教員、工作人員、學員都能打成一片。太行山是歷史上的貧困地區，土地少、產量低。正常年景群眾生活是三成糠菜，七成糧；遇上天災就是半年糠菜，半年糧。一年中逢幾個節日能吃頓白面，平時一般人家吃不上白面。“華干”學員的生活，當然不可能加重當地群眾的負擔。我們學員一日三餐，完全是義倉陳谷碾成的小米，做成的飯呈白色疏散狀。吃起來沒有一點粘性，也沒有什么異味。據說這些義倉陳谷已有幾十年的歷史，還是清朝儲存下來的。菜也很簡單，多半是湯菜，很少吃炒菜。大家都為打日本而來，儉樸的生活，反而鍛煉了革命的意志。
我們學習的課程是中國革命問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游擊戰爭和群眾工作。我和其他學員一樣，學習熱情很高，收獲很大。關于抗日戰爭的特點、前途、戰法、策略等問題，我當時知之甚少，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一些糊涂認識。通過學習，基本上得到提高和澄清。毛主席的名著《論持久戰》，在我們學習時雖然尚未發表，但毛主席針對1931年9月18日的事變，早已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特別在“七七事變”前后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等等。“華干”教員根據這些名著的精神實質加以發揮闡述，使我們明確了以下幾個基本觀點：
──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軍要占領全中國。不但要把戰爭發展到黃河南，還要打過長江南。
──要打敗日本侵略軍，必須準備打持久戰。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和我國革命力量所規定的這個持久性。
──抗日戰爭必須全國人民總動員，全國軍隊總動員。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實行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只有全國全民族的抗戰，才能把日本侵略軍趕出中國去。
──要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反對關門主義，把一切可以團結的抗戰力量都團結起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革命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關門主義就是我們在抗戰中反對的一種幼稚病。
──我們要堅持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在華北，開展游擊戰要放在主導地位。
──我們和群眾是魚水關系，要十分重視群眾工作。否則將一事無成。
現在看來這幾個問題并不深奧，但在抗日戰爭初期它是燈塔，指引人們前進的方向，也鼓舞了人們的斗志和必勝的信心。
經過三個多月的緊張學習，這期華北抗日軍政干部訓練班于1938年1月初結束了。關于學員的去向、分配原則就是：打回老家去，開展游擊戰爭！晁哲甫帶二十多名學員，回到冀魯豫一帶開辟工作。司宗文由于工作需要，領導決定分配他到八路軍總兵站工作。眼看著畢業的學員紛紛整理行囊，奔赴前方。二哥既然留下不走了，我裝扮成返鄉難民，沿著衛河，帶著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游擊隊的光榮使命回到了故鄉。
在我的檔案里記載著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1937年9月。這個時間就是我到華北抗日軍政干部訓練班的時間。這是我一生不會忘記的。屈指算來距今已經六十二個春秋了。
四、首次遇險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軍攻占古城大名。國民黨軍隊向南潰退了，八路軍尚未到達這一帶，廣大農村處于無政府狀態。我1938年1月回到家鄉，面對著混亂動蕩的形勢，苦于無法開展工作，天天徒步在同學之間奔波串聯，經常連飯也吃不上。有一天，到李茂堤村許彤云家，他是共產黨的老黨員，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曾擔任過中共大名縣委書記。我問他當前如何開展工作？許說：“束館鎮來了一股武裝，看來是抗日的。我和陳建勛已經到那里組建了政治部，希望你也參加政治部工作。這股武裝雖然說是屬于國民黨系統，我們到那里可改造成抗日游擊隊”。
我聽了許彤云同志這一番話，感到：（1）“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從大局來說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形成。（2）當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軍委書記的朱瑞同志，就在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作統一戰線工作。（3）我在“華干”學習時，就有統一戰線的課程，到國民黨這股武裝后如何工作，心中是有數的。（4）許彤云同志曾擔任中共大名縣委書記，陳建勛也是第七師范的同學，他父親陳履橋還是“七師”的體育教員。既然他們在這股武裝內部組建政治部，我參加政治部后更便于工作?；谶@些思考，我就到束館鎮參加了這股武裝的政治部。
這股武裝是從山東某地游動到大名縣束館鎮來的。番號是國民黨別動隊第十支隊，揚言抗日救國。司令何秀甫，據說是何思源的侄子。何思源“七七事變”前曾任國民黨山東省教育廳長，后來任北平市長，參加北平和平解放談判的就是他。還有個領導人薄冠俊，人們也稱他薄司令。這股武裝大約有一百多人，相當一個連的規模。并不是每個人都有槍支，持槍者約有三分之二，其余的人有的帶幾顆手榴彈，有的肩背大刀，還有少數人赤手空拳。但在持槍者中間確有一挺機關槍，還有一個小擲彈筒。這股武裝的服裝極其雜亂，沒有穿軍服的，都是各式各樣的便服，薄冠俊還穿著長袍。依我看來顯然不是國民黨的正式部隊，而是新組建不久的一股游雜武裝。所謂“國民黨別動隊十支隊”既沒有印信，又沒有其他證件，僅是何秀甫口頭對外這樣說而已。
當時廣大農村處于無政府狀態的一個特點：就是土匪、散兵、地痞、惡棍打著各種旗號揭竿而起。有的割據一方，有的到處游動。大股有幾百人、上千人；小股有幾十人、上百人。這些股匪的頭頭，均稱“司令”。所以那時的“司令”多如牛毛。這些大小不同的股匪明要暗搶，群眾稱他們是“吃干隊”。
何秀甫這股武裝到達束館鎮后，根據我親身體會還算有紀律，群眾也說不亂騷擾人。也沒有發生打人罵人的現象。除向群眾要些生活上必需的糧食、燒柴、蔬菜外，并沒有亂派款，更沒有搶劫行為。何秀甫派出武裝小組游動到李茂堤村九牌，活捉日本翻譯官的抗日行動，群眾也看在眼里。我認為何秀甫領導的這股武裝不能和“吃干隊”等同看待、混為一談。
束館鎮地處大名邊陲，與山東毗鄰，這一帶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土地比較集中，封建迷信的會道門盛行。日本軍侵占大名縣城后，封建迷信的會道門與防匪的民團或自衛隊結合起來。他們代表著地主、富農的利益，形成一種頑固的地方勢力。何秀甫領導的這股武裝到束館后，雖然僅向當地要些必需的口糧、燒柴、蔬菜，這也觸動了地方頑固勢力的利益。打“吃干隊”去！在鐵卜營民團團長韓從孟、羅莊民團團長何九為的暗中號召串聯下，于1938年2月某日白天，束館鎮周圍的紀家莊、石槽、鐵卜營、邱莊、前營、后營、胡氣、寺頭、唐村、朱村以及羅莊的東紀家、西河家、段家等村的群眾手持長矛大刀，人山人海從四面八方擁向束館鎮，在這千鈞一發之際，何秀甫決定：（1）只準向空鳴槍，不準傷害群眾；（2）撤離束館鎮，向東南方向撤退。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股武裝邊喊口號、邊向空鳴槍、邊向東南方向撤退。事后查明：手持長矛大刀的群眾無一傷亡，而手持機關槍、擲彈筒、步槍的武裝卻遺尸十三具：束館東街王家拐死一人；束館東關長坑西上崗死二人；唐村南門外死三人；朱村死七人。
在這次“束館事件”中，大名縣早期的共產黨員、1932年至1934年曾擔任大名縣中心縣委書記的許彤云同志不幸犧牲了。在民團進攻、武裝倉促撤退極其混亂的情況下，許彤云同志等七人跑到朱村村邊，正遇上村長范懷仁帶領的烏合之眾埋伏在路溝中，他們手持長矛將許彤云同志等七人一一捅死。狀極凄慘，令人發指。為了消滅殺人的痕跡，范懷仁指定在一塊三、四畝的學田地里挖了兩個大坑：一個坑里埋了五具尸體；一個坑里埋了兩具尸體。不僅不留墳頭，而且埋后縱耙、橫耙平整如昔。
在這次“束館事件”中，陳建勛同學也不幸犧牲了。在民團進攻、部隊撤退極端混亂的情況下，陳只身跑到束館西街張澤潤家，張澤潤又將陳轉送到唐村唐明三親戚家。唐明三過去當過保長，曾有土地三百余畝，是這一帶有名的劣紳?？磥韽垵蓾櫚殃惤▌姿徒o唐明三，猶如把陳送入虎口。當時唐明三又叫他兒子唐學孟以及唐墨林將陳建勛往朱村送，就在出村不遠的路上，唐墨林先動手砍了陳一刀，爾后唐學孟掏出手槍打死了陳。陳建勛臨死前還說：我是李茂堤村人，死后給我家送個信。
我參加這股武裝政治部工作時間很短，而且在“束館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去了東大江村，去找陳蘊賢同學，想勸陳也參加政治部工作。由于束館鎮距東大江村有二十五里之遙，陳留我住下未回，因而我成了“束館事件”的幸存者，就這么巧！差一點沒有死在束館?？梢哉f大難不死。
下太行山，回到大名開辟工作伊始，就將司宗孟改名司枕亞。
五、再次遇險
在國民黨軍隊和地方官吏紛紛南逃之際，當時河北省濮陽（今屬河南?。^的專員兼保安司令丁樹本卻沒有南逃，并聲言抗日救國。當即受到中國共產黨直南特委的支持和當地人民的擁護，從而很快在直南一帶組建了兩個旅，號稱“冀魯豫保安軍”。丁樹本為司令，陳明韶為副司令，所以又稱“丁陳部隊”。一旅旅長王之義，二旅旅長張秀昌。1938年春，副司令陳明韶帶二旅一個連到了大名城南北張一帶，一面籌建大名抗日縣政府；一面動員參軍，組建第三旅。陳明韶任大名縣抗日政府縣長并兼任三旅旅長。由于群眾抗日熱情高漲，不長時間三旅的建制已初具規模：七團團長丁培堯；八團團長魏漢池；九團團長楊朝卿。三個團的兵員已發展兩千多人。共產黨派李一帆、馮洋舟、陳鏡三、孫漢章、白映秋等同志到三旅組建了政治部。黨并派解蘊山同志到大名抗日縣政府任民訓科長。一伙知識青年劉亞南、劉今生、陳蘊賢、司枕亞、任樂亭、任琢之等團結在解蘊山同志周圍，從事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束館事件”后，我就走向這伙青年人中間了。
1939年初，大名抗日縣政府又組建兩個行署，解蘊山同志調任第一行署主任。管轄范圍當時是大名縣的一、二、三區，就是現在的魏縣全境。第一行署機關設在北臺頭村。行署主任解蘊山同志因要務繁多，工作緊迫，經常到處奔波，行署日常工作由副主任楊友云同志主持。戰時機關設施十分精簡：
趙發堂同志負責機關事務；任樂亭同志負責武裝工作；楊書亭同志負責司法工作；還有幾個同志分工記不清了。行署有一個通訊員叫張增祥。我們跟隨解蘊山同志來行署工作的一伙知識青年都分配下去抓武裝。因為沒有槍桿子，就談不上打日本，那時人人都視槍如命。
第一行署的邊境尤其是漳河南的回隆一帶是有名的土匪窩，因而各地以防匪保家為目的，組建起來的民團或自衛隊相當普遍。有的一村一團；有的數村一團。開始都是自發組建起來的，并沒有系統的隸屬關系。后來為了相互支援，達到聯防的目的，就逐漸形成了統一的組織。各區都組建了自衛大隊；各地多叫中隊。一區大隊長是任楚堂；二區大隊長是劉玉慶；三區大隊長是蒿文。自衛隊的槍支來源：一是地主、富農從家拿出來的；一是國民黨軍隊南逃時丟棄在民間的；但多數是按地畝派款購買的。這些自衛隊的組成人員極其復雜：有些是老實農民；有些是游民；但多數是些舊軍人、兵痞。特別那些頭頭差不多都是舊軍人、舊軍官。有的還與土匪有各種瓜葛，以利用這種關系而“防匪”。
解蘊山同志1927年春在第七師范加入共產黨，1929年任中共大名縣委書記。解蘊山同志克服種種困難與波折，于1938年5月將大名縣四區抗日自衛大隊組建起來了。第一行署成立后，解蘊山同志抓槍桿子的思想仍然十分堅定、明確。為了將以防匪保家為目的的自衛隊武裝，改造為黨所掌握的抗日救國武裝，先后向大隊、中隊派了政治工作干部：派劉今生同志到三大隊任教導員；派尹丹桂同志到二大隊任教導員；派陳蘊賢同志到二大隊任特派員；派李亞夫同志到北臺頭中隊任指導員；派袁良才同志到雙井中隊任指導員；派王風舉同志到雙廟中隊任指導員；派司枕亞同志到車往中隊任指導員；派劉亞南同志到尹野馬中隊任指導員；派任琢之同志到甘固中隊任指導員……。這些政工干部經常向自衛隊講述抗日救國的大道理，并教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革命歌曲。以及作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從而自衛隊的政治覺悟有了明顯的變化和提高。
1939年4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小麥正在吐穗揚花季節，駭人聽聞的反革命叛亂驟然發生了。二區大隊長劉玉慶同北臺頭中隊長張玉光，經過密謀策劃，統一指揮，秘密行動，重兵包圍了行署。劉玉慶手持短槍，張著機頭，扣著機鈕，率領其爪牙闖進了行署。
“老楊！今天對不起，跟我走！”劉玉慶首先碰見楊友云以短槍對準他的胸口惡狠狠地說。
“這是為什么？”楊理直氣壯的責問。
“給我捆綁起來！”劉不理睬楊的責問又向其爪牙說。就這樣邊推邊拉把楊押解走了。
“你是誰？干啥的？”劉玉慶又碰到一個人這樣問。
“我是行署的張增祥。”
“行署的，抓起來，帶走！”劉又令其爪牙說。
除個別本地干部尹丹桂、李亞夫聞訊而躲藏外，其余所有行署機關干部：任樂亭、楊書亭、趙發堂、石曉輝、申國寶以及派往車往、甘固中隊的指導員司枕亞、任琢之等十余人都抓了起來，關押在本村一戶地主外院的北屋里。村邊早已挖妥十多個埋人坑，企圖用最野蠻的活埋辦法全部處死。關押人的這座北屋外圍，人山人海、刀槍林立，包圍得水泄不通。
北臺頭村反革命叛亂所以爆發，分析有以下原因：
（1）丁、陳由積極抗日變為積極反共。1938年底，丁樹本夜過隴海路，回來后，宣布受河北省主席鹿鐘麟領導。胡說：只有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大名縣抗日政府的反動秘書楊鐘祥對解蘊山同志恨之入骨，企圖借刀殺人，謀害解蘊山。
（2）地方頑固勢力派的支持。這次反革命叛亂就是對地方武裝改造與反改造這一尖銳矛盾的爆發。
（3）自衛隊成員復雜。劉玉慶本人就是國民黨的兵痞，他是在江西剿共前線被俘而釋放回來的。在形勢出現逆轉的情況下，必然倒向反動勢力的一邊。
（4）解蘊山同志有意撤換劉玉慶的消息泄露，促使劉玉慶鋌而走險。
北臺頭村發生反革命叛亂，猶如晴天霹靂，迅速傳遍各地，引起強烈的反響。叛亂發生的那天，解蘊山同志確實在行署研究并部署了工作，但當天傍晚由陳蘊賢同志陪同已去三區大隊。劉玉慶并沒有料到這一情況，便迫不及待地動了刀槍。由于這場叛亂沒有抓到解蘊山同志，劉玉慶感到十分失望而又忐忑不安。如果他蠻干下去，把抓到行署的十多人，上自行署副主任，下有通訊員一一活埋處死，他料到解蘊山同志對他不會善罷甘休，因為解蘊山同志掌握著四區大隊的強大武裝，并不是好惹的。如果他到此住手，卻又走了這可怕的一步。在劉玉慶騎虎難下的情況下，當地有威望的進步士紳李和軒先生挺身而出，他馬不停蹄地先找到一區大隊長任楚堂，讓他迅速同劉玉慶調處，李和軒隨后也到了北臺頭。
“咱們是不是朋友？”任到北臺頭見了劉玉慶頭一句話問劉，這時任腰掖兩把手槍并帶兩名護兵，可謂氣勢洶洶。
“你問這話是啥意思？”劉反問任。
“你有槍，我也有槍，是朋友咱們就桌上談，不是朋友咱們拿槍干。”任又向劉說。
“咱們是朋友。”劉恐懼地答。
“既是朋友，我問你：為啥抓解蘊山的人，你摸摸你的腦袋，還要不要它？！”任這樣一問，正觸到劉的痛處。因為沒有抓到解蘊山同志，劉最擔心的就是這個問題。
“我已走了這一步，該如何是好呢？”劉說。
“只要你放人，那就好辦，我保證你沒事。”任楚堂一面這樣對劉說，一面叫劉玉慶下令把關押行署人員那座屋門打開。
“大家受驚了，我來就是為這樁事。放人了結，不念舊惡，你們有啥意見？”任走進關押人的那座屋問我們。
“沒有意見。”我們都望著楊友云，由楊這樣回答任。
“劉玉慶！你想干什么？”緊接著李和軒先生又趕來到大隊部憤怒地質問劉。
“這些青年都是共產黨，想把自衛隊拉走，改編為游擊隊，應殺勿赦。”劉答。
“混蛋！給我統統放了，你想到你的后路沒有？！”李又高聲地質問。
“放……放……放了！”劉支支吾吾猶豫地說。
“放了！我保證解蘊山同志不報復你，你還當你的大隊長。”李肯定地說。
這樣就把我們釋放了，我又一次虎口脫險，大難不死。
六、在廣平縣
1938年1月15日陳再道同志率東進縱隊出太行挺進冀南后不久，三月間，宋任窮同志又率一個騎兵團、一個獨立支隊和一個機槍連開赴冀南。八路軍浩浩蕩蕩、聲勢很大，到處消滅、摧毀偽軍、偽組織；消滅和收編游雜武裝；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協助地方黨建立戰委會和抗日政府，并委派抗日縣長。這年五月徐向前、劉志堅同志又率領769團、689團和五支隊來冀南，更加發展了平原抗戰的大好形勢，開辟了運河以西和漳河以北的廣大地區。正是由于日本侵略軍的大后方到處點燃起抗日烽火，所以在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軍攻占武漢、廣州后，一時結束了戰略進攻，回師華北頻繁地掃蕩冀南抗日根據地。1939年1月，日軍以第10師團主力和第110師團、第27師團、第114師團各一部及偽軍共三萬余人，分11路對我冀南地區進行大規模地掃蕩。以后有多次進行分地區性地掃蕩。
首任廣平縣三區區長
北臺頭村反革命叛亂和平解決后，黨考慮到形勢的發展和變化，約在1939年5月間，將我們一伙青年知識分子輸送到三專區工作了。接收我們的是廣平縣西王封村的高步青。他很快通知劉亞南、劉今生、陳蘊賢、任樂亭等同志都到三專署行政干部學校工作。惟獨把我分配到廣平縣三區任區長。那時都聽從組織分配，分配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誰也不講條件。我就走馬上任了。
廣平縣抗日政府的第一任縣長是肖一舟同志，我到三區工作時縣長已換成郭獻瑞同志。廣平縣的三區就是平固店區，平固店因有一大塔而聞名。區政府就設在平固店，管轄平固店周圍三十多個村。三區原有的區長是陳永熙，國民黨員，東張孟村人。我接任陳永熙那天，平固店街上小商店還放了鞭炮，也有少數人向我道喜祝賀。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的場面，但我卻很注意同陳永熙的關系，仍然要團結他，不使他有失落感。我說：今后區里工作你要多出主意、多幫助，常來區里坐一坐、看一看。陳永熙已是花白胡須的老人，當時我才19歲。這是我在太行山學習統戰理論的一次具體實踐。
破路
冀南行署在1939年2月25日發出56號破路訓令，訓令要求將村與村相互聯系的大車道挖深五、六尺，以掩護部隊行動和群眾轉移，把挖出的土放在路上沿一尺以外筑成土埂，供我軍民觀察敵情和隨時襲擊敵人。路溝挖寬五、六尺，可供部隊、群眾通行大車和牲口，并在適當距離挖出錯車道。訓令還指出：從接到訓令起，一律開始破路。各村群眾凡15歲以上，50歲以下者均須參加。我剛到三區，就趕上這一突擊性的重大任務。我馬不停蹄的召開全區村干部緊急大會，在會上一再強調改造平原地形，是堅持平原游擊戰爭的需要。破路的深度、寬度必須按照規定。并根據各村男性青壯年人數（那時婦女還沒有下地勞動的習慣），合理的分配路段。在村與村、區與區、縣與縣之間的邊界路段，雙方必須密切聯系劃分，避免破路不銜接現象。會后迅速掀起破路高潮。我記得當時三區只有兩個助理員：任琢之、陳建堂。另外有三個交通員：陳海清、蘇風效、陳懷。我把三區又劃成五個片，區里五個人，每人負責一個片。三區西鄰肥鄉縣，東鄰館陶縣，北鄰曲周縣，我就負責和鄰縣打交道。由于群眾踴躍參加，經過不太長的時間，破的大路形成網絡，四通八達。破路運動未開展之前，敵人外出掃蕩多有汽車、裝甲車、坦克配合。從破路之后，敵人機械化部隊不能橫沖直撞了，大大受到限制。而我軍依靠路溝與掃蕩之敵人進行周旋，機智靈活地打擊敵人。群眾抱著孩子，牽著牲口在路溝中安全轉移。我多次混在群眾中跑掃蕩，我們在路溝中看敵人的行動一清二楚，而敵人卻看不到我們。
打狗
在掃蕩和反掃蕩頻繁進行地戰斗環境中，為了有利于我軍夜間秘密行動，在破路的同時，開展了一場深入而普遍地打狗運動。要求逢狗便打，一犬不留。由于狗對主人忠誠、馴順，尤其在看家守夜時表現勇敢、機智。遇有陌生人卻狂吠報警，看見主人就搖頭擺尾。加以狗肉是美味，皮毛可御寒，因而家家戶戶都愛狗、養狗。當打狗運動布置下來，根據地的群眾普遍存在著舍不得、難下手的思想。經過反復動員，一再說明：我軍行動都在夜間，為了有利于消滅敵人，保存自己，部隊行動必須嚴格保密。如果部隊行軍過村，群狗狂吠，在敵我力量犬牙交錯的形勢下，實際上起了給敵人通風報信的作用。因而打狗是打日本鬼子兵的需要，是保護人民利益的需要。在說服打通群眾思想的基礎上，廣平三區的打狗運動便由點到面開展起來了。打狗以限期自打為主，皮毛歸己。另外每村都由幾名青壯年積極分子組成打狗小組，遇有在限期內沒有打死的狗，由打狗小組負責檢查打死。破路和打狗是我在三區所作的兩項主要工作。六十年過去了，但至今記憶猶新。我所以在這里贅述一下工作過程，我認為對后代子孫是有教育意義的，起碼使他們知道我們在艱險的戰爭年代是如何走過來的。
參加共產黨
縣長郭獻瑞，南樂縣人，是我在第七師范讀書時的老同學。我到三區工作后，就聽到群眾反映他逢到一住地，給房東鍘草、挑水、掃院落……當時我默默下定決心向他學習，作好群眾工作?？h戰委會（戰爭動員委員會的簡稱）主任栗匯川，本縣杜村人，也是我在第七師范讀書時的老同學。他倆不僅了解我在三區積極工作的情況，而且了解我過去的一貫表現。在1939年7月間，當我正在廣平縣三區工作時，經栗匯川同志秘密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因為當時共產黨處于秘密狀態，并不公開。實現了我一生的宿愿，走向了光明的前程。至今已整整60個春秋了。
我1940年初由廣平縣三區調縣任民政科長?？h長由郭獻瑞而換成王玉修。王玉修同志平山縣人，大學畢業生，寫一手好水筆字。在我和他共處的歲月中，給我留下一生難以忘懷的美好印象。王玉修同志在工作中一絲不茍，任勞任怨；在生活上艱苦樸素，從不特殊；在待人接物上和藹可親，又不失原則。和這樣的領導在一起工作不僅心情愉快，更能激發出渾身干勁。我又是入黨不久的新黨員，越想越喜，越喜越想大干。
母親遭敵特殺害
1940年2月7日，是農歷庚辰年的大年初一。在戰爭環境中過大年，雖然不像“七·七事變”前那樣貼對聯、掛燈籠、玩社火……，但畢竟還是有些節日氣氛。在高度警惕敵人外出掃蕩的備戰中，縣政府機關也吃了餃子，便分頭給村干部、房東、近鄰去拜年。為防止敵人突襲包圍，政府機關在某村住一、兩天，晚飯后就移動。有一天，大哥司宗儒好不容易找到我，沉痛地對我說：二月10日，即正月初三，母親在城里家中遭特務殺害了。真是大喜遇大悲，使我撕心裂肺。情況是這樣：
“拍拍……拍拍……”正月初三，黃昏掌燈時候，大門一陣敲門聲。
“誰呀？”母親住在上房的東屋，聽到敲門聲，就出屋走向大門問。
“給你老拜年來了，我是西大街的郭超凡。”兩家雖是老親，自郭超凡當了日本特務，再也沒有來往，哪有黃昏時拜年？！母親預感到會發生什么事，畢竟還是開了大門，把郭超凡等三人引進東屋。
“你兒子為啥不回來過年？”郭超凡問。
“我不知道他們在那里。”母親支吾地回答。
“別裝糊涂！把你兒子叫回來，他們在八路軍那邊當什么官，回來皇軍也給什么官。”郭超凡威逼地說。
“我真不知道他們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們干什么。”母親再三這樣說。
“拍！”母親話音剛落，郭超凡舉起手槍，一聲槍響，將母親打死坐在的炕上，揚長而去。
當時只有二嫂和五弟等少數親人在家，分別住在鄰屋，清楚地聽到特務威脅母親的話，也聽到母親的回答，沒敢出屋。聽到槍聲，待三個特務出了大門，二嫂等急忙跑到東屋，看到母親已經慘死。驚恐失措，泣不成聲。
母親遭謀害的消息，很快傳開了。第二天，天陰沉沉的，刮著刺骨的寒風。一清早就來了些街坊，其中有的和母親合伙紡紗織布，有些常在一起做針線。她們全鬧不清什么人、為什么打死母親，都暗暗落淚。在人群中間夾雜著幾個陌生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說：
“司家是詩書門第，老人去世，可要把兒子叫回料理。”
“孩子們回來，料理老人后事是大禮，不能錯主意，讓人們恥笑。”
“就是在八路軍那邊做事也不要緊，寫個悔過書就沒事了。”
“他們在八路軍那邊當什么官，回城來太君也給什么官。”
二嫂、五弟聽到這些話，感到敵人是以謀害母親，引誘我們兄弟。當時親友惟恐受到牽連，不敢來我家，卻暗暗轉告二嫂：他們兄弟堅決不能回來，防備敵人一計不成，另施他計。
正月初六那天殯埋母親，清晨就開始降起雪來，到處呈現一片潔白。我們兄弟不能為母親送行，老天象默默哭泣。我家墳塋地在城東12里的李茂堤村三牌，盡管雪下個不停，路遠地滑，抬夫克服困難，終于把老人送到長眠之地。這時，發現幾十個便衣武裝，從四面八方向墳地集中。李茂堤村算不上根據地，游擊隊卻經常出沒。敵人揣想我們兄弟會到墳上，妄圖來這里捉我們，敵人的陰險又未得逞。
母親遭敵殺害時56歲。大哥向我述說先后情況后，我也向王玉修縣長稟報了。他對大哥和我一再安慰。我決心抗戰到底，堅決為母親復仇，從此我改用母姓叫董光。
七、在肥鄉縣
1940年11月，我由廣平縣民政科調三專署民政科，科長是金力更，我和鄭衡平是科員。1941年2月春節過后，我和劉今生等同志抽調到冀南干部學校學習去了。學習時間為半年，是干部輪訓性質。這年七月學習結束，回到專署分配我到肥鄉縣抗日政府任秘書。當時各縣只配備縣長一人，秘書實際上相當管全面工作的副縣長。
方嘉妥協變節
我到肥鄉縣工作時，縣長是方嘉，南和縣人。前任縣長楊紹震在一次戰斗中負重傷，組織上讓他離職治療修養，方嘉接任縣長。在我和方嘉經過一段工作的接觸中，感到他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風都存有問題：說起話來夸夸其談、不切實際；工作上好大喜功、自我吹噓；作風上不艱苦、游游蕩蕩。特別當環境進一步惡化，敵偽掃蕩更加頻繁，增修炮樓、公路，把根據地分割蠶食的艱險情況下。方嘉帶著警衛員經常單獨活動，那里安全到那里去，把縣政府整個工作丟給我，他很少過問。當時縣政府機關天天黃昏時游動，各科隨機關活動的人員雖不太多，但加上公安科特別是公安隊帶著在押的案犯行動起來也是浩浩蕩蕩。在這些在押的案犯中有些重差犯已經這樣決定：如果遇到敵人掃蕩或包圍住村，難以看守管押時可就地處決。這個責任太大了，火候也難以掌握，使我感到很為難。約在1941年冬，在敵人猖獗、環境險惡面前，誰也沒有料想到方嘉竟從北口村不辭出走，去向不明。方嘉原名魏芳林，說他投降敵人，缺乏證據。說他自絕于黨，自絕于革命，自絕于人民而妥協變節是妥當的?？谷湛h長妥協變節可以說絕無僅有，產生惡劣的影響。在新縣長尚未派來，我就上靠縣委，下靠大家把政府工作全面擔負起來。
反“汪派”運動
肥鄉縣1940年進行了反“汪派”運動（即汪精衛派）。我到肥鄉縣工作時，反“汪派”運動結束還不太久，后遺癥還遠未消除。民政科長李韶華在第七師范讀書，他雖是高年級的學生，但仍算同學關系。他向我訴說起反“汪派”運動來，仍淚流滿面，余悸未消。經過是這樣：縣大隊查獲一份肥鄉國民黨縣黨部在城內成立的文件，名單上除書記長楊碧相外又都不認識。由于黨部是在日軍占領的肥鄉城內成立的，就主觀臆斷為“汪派”活動伸延到肥鄉。同時前任縣長楊紹震因負傷離職時，許多黨員、干部、群眾和各界名流，相互串聯，寫信簽名，挽留楊縣長的名單上，有國民黨員的簽名，也猜疑是“汪派”國民黨策動的。因為這兩個問題的發生，肥鄉縣在1940年2月至7月，就發動了反“汪派”運動。誰是“汪派”呢？在國民黨縣黨部在城內成立的名單上，有個叫李少游的就誤解是李韶華，把他抓了起來。后來感到李韶華不像李少游，又把主觀認定的教員李紫甫抓了起來。在沒有證據又沒有口供的情況下，在路莊村召開大會按“汪派”將李紫甫槍決了。同時按“汪派”槍決的還有王興讓等共四人。李韶華在這次刑場上陪榜后才釋放。隨后又槍決了縣教育科員王清河、東漳堡村賣饅頭的吳三猛。按“汪派”稀里糊涂的殺了這一批人后，又抓了一批人。對抓起的人嚴刑逼供，苦打成招，爾后由縣長方嘉帶著到各地召開大小會議，作為坦白從寬的典型。在處決嚴刑的高壓、坦白交待從寬處理的引導下，結果越來越多的人成了“汪派”。事態的發展，使反“汪派”運動無法再繼續下去，被迫停了下來不了了之。冀南其他專區的情況我不了解，就三專區而論，我沒聽說其他縣進行反“汪派”運動。教訓太深刻了，錯抓的可以放人；錯殺的如何辦？！嚇跑到敵占區的如何辦？！在人人自危的情況下，對統戰工作甚至對抗日斗爭都產生嚴重的影響。前任領導人做過的工作，我不應該說三道四，只有吸取教訓，警惕“左”的傾向，作好今后工作。
懷念門九敬同志
肥鄉縣籍的門九敬，是我在第七師范讀書時的同學，他在校表現一貫的思想進步，愛國反帝，追求真理，給同學留下深刻印象。我這次調肥鄉工作后打聽門九敬的下落時，才知道他在“七七事變”前，在第七師范讀書時已經參加共產黨。1937年5月任肥鄉中心縣委副書記，后改任縣委宣傳部長。就這樣一個早期入黨的好同志，1938年7月間在東漳堡村二區戰委會養病時，突然被地委（開始成立叫特委）抓了起來。
“門九敬是”托派“頭子，現在讓大家來，就是研究召開公審大會，槍決門九敬”。地委書記張增敬主持召開肥鄉縣委擴大會議，地委組織部長陳榮在會上這樣說。
“門九敬是個好同志，問題要徹底弄清，不能草率從事，不同意召開公審會，更不同意槍決門九敬”。肥鄉縣委書記張克誠和縣委其他成員一致這樣表態。
門九敬同志當時是肥鄉縣黨內和群眾一致公認的德才兼備非常能干的好干部。二區東漳堡一帶的基層干部和黨員群眾，聽說門九敬同志被捕，十分震驚。區委書記顏克武派宣傳委員宋汝慶帶領各村60多名代表拿著保狀，到地委駐地肥鄉縣辛廟村，地委書記張增敬接見來保門的代表說：“門的問題還沒有弄清，故不能放，你們這么多人聯名來保，我們處理時一定慎重”。
在代表的要求下，張增敬令人將門九敬帶到院里和大家見了一面。門說：“謝謝大家。”
1939年1月下旬，肥鄉縣委在東高村召開擴大會議，地委組織部長陳榮參加?？h委書記張克誠再次要求弄清門九敬的“托派”問題。會上與陳發生爭執后，陳反說張對黨不信任，消極怠工，給地委領導劃派等錯誤，發動到會人員斗爭張。張據理反駁，會議無結果而散。
在門九敬同志的“托派”問題反來復去未弄清的情況下，把門放到八支隊政治部作宣傳工作。1939年8月，八支部攻打寧晉縣四芝蘭村的日偽軍據點。這個據點寨墻堅固，設防嚴密。對敵發起攻擊后，門帶領連隊沖鋒在最前面，躍過寨溝，第一個登上云梯，上到寨墻與敵人肉搏中，連重三刀，壯烈犧牲。戰斗結束，部隊為他開了追悼會，埋葬在寧晉縣耿家莊。1941年底，地委副書記王幼平在廣平對王志堅說：肥鄉縣“托派”問題并不存在，被打成“托派”的同志都是冤枉的。我聽了門九敬同志這樁真實的故事，一直在深思。
八、重回大名縣
1942年4月29日拂曉，由日軍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指揮，糾集了日軍十二軍和獨立一、七、八、九等混成旅團各一部以及各地偽軍約三萬余人，在飛機、坦克、大炮、裝甲車配合下，以突然襲擊的形式，從四面八方合圍我冀南黨政軍領導機關。在這危急關頭，軍區參謀長范朝利和政治部主任劉志堅指揮，果斷決定向敵人薄弱的西南方向突圍。經過反復沖殺，終于沖出重圍。這次大掃蕩后，敵人中小掃蕩接連不斷。并到處增修碉堡、公路、挖封鎖溝，使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最困難的階段。
面對嚴峻的形勢，為了咬緊牙關，發揮頑強的對敵斗爭精神，黨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對策。在軍事上把大部隊化為連、排、班分散活動，采取“敵進我進”的策略，挺進到接敵區和敵占區發動群眾，打擊敵人。黨政民機關實行精簡，反對頭重腳輕，要緊縮上層，加強基層，增強縣和區獨立工作能力。強調干部本地化，把一些干部調回原籍去，發揮他們熟悉情況，利用社會關系堅持斗爭。大約在1942年5月間，把我們原來調到三專區工作那伙青年人，除任樂亭同志犧牲在永年外，劉亞南、劉今生、陳蘊賢、司枕亞等同志從不同地方先后又調回大名縣來了。
三次遇險
我調離肥鄉縣時，新任縣長一直沒有來。后來聽說袁崇德接任了縣長。我回大名后仍然分配任六區區長。那時區委只有一個祖好賢，經常住在家里。他是否區委書記？至今我也沒鬧清。區助理員有韓玉川、姜斌、曹玉昆。六區范圍沿大邯公路，公路兩旁均挖有深八尺，寬一丈二尺的大封鎖溝。在六區范圍內的敵偽據點有高寨、張莊、柏村、邵村、楊固、海子?？芍^：夜宿據點下，眼觀公路燈，行動必過路，天天鬧敵情。有一天，我從西店出發，去橋上村工作，剛走到村邊，就聽道：
“站??！干什么的？”抬頭細看，才意外的發現城內偽軍出來，在橋上村一帶搶糧的哨兵。
“我是西店村人，到陳莊王清山家串門去。”從西店去陳莊，中間正走橋上村，我這樣回答偽軍哨兵。
“帶什么私貨？”偽軍哨兵一邊這樣問，一邊搜我的衣兜，并搜去少許錢。
“站??！干什么的？”又向兩個進村的陌生人高聲問。
正當偽軍哨兵轉去搜查他倆，我乘機拔腿就跑。抱定主意：寧被偽軍哨兵開槍打死，也不愿被俘。就這樣一氣跑到王村，鞋也丟了，滿身泥垢。幸好偽軍哨兵沒有追趕我，也沒有開槍。真驚險！這是我三次遇險了。
二哥為國捐軀
繼冀南“4.29”反掃蕩之后不久，窮兇極惡的日本侵略軍又糾集三萬多兵力，采用遠距離奔襲的戰術，分路合擊駐太行山遼縣麻田鎮的八路軍總司令部。敵人集結重兵，重重包圍，并有敵機助戰，企圖達到一舉消滅我軍總部的狂妄目的。左權將軍指揮警衛部隊迎戰，對敵反復沖殺，戰斗異常激烈，給來犯之敵以重大殺傷，使我總部機關安全轉向外線。這就是我軍1942年5、6月間有名的十字嶺反掃蕩戰。就在這次殘酷的反掃蕩戰斗中，在總部工作的司宗文二哥不幸以身殉國。年僅三十歲。
司宗文又名司景周，1912年夏歷正月初7日出生于大名城內馬廠街。他在羊市街完全小學畢業后，于1926年夏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第七師范。司宗文在第七師范這一進步環境的教育和熏陶下，由民族民主的革命思想很快升華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思想。正因為他向往真理，追求光明，于1929年初被吸收參加了共產黨。1930年7月調到共青團直南特委擔任秘書長，當時共青團特委書記是成潤同志。成潤同志生前一再向邯鄲市黨史研究室證實這一情況?？谷諔馉幊跗?，司宗文于1937年11月到了太行山的晉城黨所舉辦的華北軍政干部訓練班。他一面協助領導工作，一方參加學習。1938年1月，司宗文又調到八路軍總兵站工作，總兵站就是軍委后勤部。軍委后勤部的負責人先是楊立三同志，后又由葉季莊任后勤部長。楊立三同志任后勤部副部長兼前方后勤部長。戰時機構非常精簡，當時前方后勤部的組織機構僅有兩個科：一科負責運輸；二科負責財務。司宗文在遼縣十字嶺反掃蕩戰斗犧牲之前，他一直擔任前方后勤部二科科長。
母親遭敵殺害，對我造成的痛苦還遠未消失，又傳來二哥犧牲的噩耗，實在難以承受。沒想到晉城一別竟成訣別?；貞浂鐚ξ业年P切和引導，怎不令人錐心泣血。1988年7月29日，我訪問了太行山晉城舉辦華北抗日軍政干部訓班的舊址，就是現在晉城市第一中學。這個中學雖然蓋起了新的教學大樓，但司宗文二哥協助晁哲甫日日夜夜工作過的那排平房卻依然存在。二哥的音容笑貌又浮現在眼前。在十字嶺反掃蕩大戰中，總參謀長左權將軍不幸英勇犧牲，為永遠紀念左權將軍，將遼縣改名為左權縣。我重訪“華干”舊址后，又到了左權縣，意在尋找二哥的遺骨，結果落空了，失望而歸。
經河北省人民政府民政廳批準，由中共邯鄲地委、地區行署共同承辦司宗文烈士遺像安放儀式，于1981年12月12日在晉冀魯豫烈士陵園舉行。地委、行署及大名各界領導出席，地委領導同志高度評價了司宗文烈士對黨、對革命、對人民付出畢生精力，做出積極貢獻的一生。
挖洞
我在六區工作不到半年，于1942年秋調一區任區委書記、區長，區游擊隊長實行一元化領導。一區的組織機構比六區健全多了：區委有個專職副書記王干訓，干事韓從讓；區政府助理員有杜學孟、史殿鐸、王建勛、霍學民；區救國會主任李文明、副主任李樹章；區游擊隊副隊長霍崇廉、副指導員賈進勛。一區轄34個村，其中楊橋、李馬寨、于旺莊、包頭均建有敵碉堡，另外西邊有金安村，東邊有龍化敵碉堡，雖不在區屬境內，但都在邊境上?？偟恼f來，環境險惡程度并不比六區好多少。因此，我到一區后為了作到區不離區就地堅持斗爭，就開始注意了挖洞。在工作基礎好的重點村都挖有地洞。有一次遇到敵人合圍掃蕩，由于四處受敵，難以冒險突圍。我領著縣委書記張力耕等同志，鉆進東司莊黨員韓玉潔家的地洞內。他老父親為我們剛偽裝好入洞口，敵人就進村了。敵人集中在東司莊騷擾了半天，又住下過夜了。當時我們最擔心敵人在東司莊增修碉堡，不料次日拂曉集合回城了。老大爺把洞口揭開喊我們出洞后說：“有驚無險！”前兩年我看到韓玉潔同志，他對我說：“這個地洞至今完好無損。”
敵人漸漸發現我們挖了不少地洞，外出掃蕩時就到處找洞。偶爾發現了洞口，就往洞里灌水或施放毒氣，甚至敵人也鉆洞里搜索。我們開始挖的洞比較簡單，只是求得有個隱蔽藏身之處。針對敵人的破壞，我們后來挖洞有很大改進。洞口各種各樣的偽裝更加巧妙了。洞內挖有休息室、會議室，備有飲水、干糧、槍支、鐵鍬等。通往休息室的地道挖有數處卡口和陷井?？趦韧獗容^寬敞，人稍彎腰即可通行，而卡口處僅供一人爬行而過。爬過卡口一般都挖有陷井，陷井上蓋有木板，我們自己進入洞后即把木板拉走。遇有緊急情況，卡口可立即堵死，如遇有敵人進洞搜索就必然跌入陷井。為了解洞外動向，一般在通往墻壁處挖有了望氣眼。
軍用大型地道多有武裝部門設計，組織民兵挖建。這種大型地道不僅有入口，而且有出口，甚至有多口。有的從村這頭挖到村那頭；有的從村里挖到村外；也有的從這村挖到附近村。不僅長度有利于部隊周旋，而且地道的高度、寬度，一般說來兩人并肩稍彎腰即可順利前進。軍用地道的洞口有的偽裝掩蓋，有的根本不加掩蓋。1943年春有一天我夜宿東司莊、拂曉村南發現陣陣槍聲，我本來應迎著敵人的槍聲向南突圍。而這一次卻一直由敵人趕著向北跑，不久東西北方向都發現敵人。這次敵人從大名、館陶、廣平、曲周四縣出動、分進合擊的中心地區是西河寨，而我偏偏被合圍到這里。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我急忙躲進一農戶家。家中人都跑了，只留一位老大娘。老大娘告訴我院南頭有一洞口敞開著，我立即鉆入軍用洞內。當時我下定決心：寧肯犧牲在洞里，也決不當俘虜。敵人在村邊鞭打群眾的哭嚎聲，我在洞內清晰可聞。由于敵人只注意搶劫財物、糧食，在西河寨呆了半天一夜，也未到洞口來。次日拂曉敵人集合向廣平方向而去，我出洞回到東司莊。而后我帶著禮品專程感謝了這位老大娘。這是我第四次遇險。
救災
我到一區工作時，“人禍”、“天災”十分嚴重，為歷史所罕見。所謂“人禍”是指敵偽頻繁地掃蕩，到處增建據點、公路，蠶食根據地，所謂“天災”是指大范圍長期干旱無雨，農田失收。除旱災外，還有水災、雹災、蟲災、瘟疫等。宋任窮同志說：“人禍加劇天災，天災又加深人禍。天災和人禍交加肆虐，陷冀南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宋任窮回憶錄202頁）。
1942年春，天旱無雨，夏糧收成無幾，旱災持續發展，許多地方秋作物無法下種，致使秋收甚微。至1943年旱情更為嚴重，許多水井干枯，河水斷流，人畜的飲水都發生困難。有些地區夏糧幾乎顆粒無收，秋后仍是白地一望無際，成了無苗區。長期干旱之后接踵而來了水災，入秋后又連遭暴雨，洪水泛濫，滏陽河、衛河兩岸盡成澤國。有些地區伴隨暴雨又遭受冰雹，大者如雞蛋。還有些地區發生罕見的蝗蟲，遮天蔽日，一落地，頃刻間就把幾畝、幾十畝農作物吃得一干二凈。在舊社會有大災必有大疫。痢疾、浮腫相當普遍，有的地區還流行霍亂。當時，冀南全區餓死、病死幾十萬人，許多地方幾乎是“家家添新墳，戶戶有哭聲”。
現在的大名（包括當時的大名、元城兩縣）是冀南的重災縣。由于旱災的連續性和嚴重性，從1942年開始，除少數地主、富農外，廣大群眾普遍缺糧，摻糠拌菜，勉強維生。連草籽、棉籽、野菜、樹皮、草根都成了爭搶的食品。這時出現一個突出現象就是破產度荒。群眾把家中能夠變賣的衣服、桌椅、犁耙以及拆毀房屋上的磚瓦、木料等都弄到集市上出賣。一切售價極其低廉，惟有糧價高昂得驚人。貧下中農出賣耕地的相當普遍，完全喪失或部分喪失耕地的戶約有50%；中農耕地下降也有30%。1943年以來，災荒發展到頂峰?？凡?、樹皮吃光了；野菜很難找到了；家中能變賣的賣得差不多了。這時群眾斷糧、斷炊普遍發生。由于饑餓所迫，人人面黃肌瘦，骨瘦如柴，都掙扎在死亡線上。大名縣委書記張力耕、縣長史烈光到九仙廟集上去，看到有出賣親生孩子的，還有大姑娘頭上插著谷草表示出賣，如果管她吃飯便可以給你作老婆。史烈光縣長收下四個孩子，放在附近村里，政府每月給每個孩子一、二十斤小米讓群眾養著。宋任窮同志當時是冀南的最高領導，他的三女兒宋適荒放在元城縣一農戶家，由于又餓又病接回家來沒幾天就死了。群眾為了求生，不得不扶老攜幼背井離鄉逃荒外地。有的村成了無人村，雜草叢生，滿目荒涼。餓死的餓死，外逃的外逃，村內、路旁到處都可看到尸體?！都侥细锩窢幋笫掠洝酚羞@樣記載：“1943年2月以來，大名、元城每日每村均有餓死與逃亡者，元城一區每日每村死亡者五至十人”（202頁）。僅南李莊就餓死一千多人，孝廉、鐵卜營、沙河路、小村、小湖等一些大村餓死都在數百人以上；一些小村也都在數十人、上百人。黃金堤一村就餓死、病死約180余人。我的叔叔就餓死在逃荒的路上。出現早死有人埋，晚死沒人抬的現象。群眾趕集，每逢散集都有一二十個小孩被拋棄在集上。大名縣在這次大災荒中餓死者不少于三萬人；外出逃荒者也不少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可能達到二分之一。
面對著嚴重的大災荒，我到一區便把生產救災列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一方面籌糧急賑，一方面就地向地主、富農開展借糧斗爭。各地借糧運動的開展都以村為單位，由支部領導，抗聯出面，農會為主，政府調解的辦法而進行的。一般是發動群眾，對地主、富農這些有糧戶進行摸底，通過群眾一再討論醞釀，實事求是的提出被借糧戶名單及各借出糧若干，然后召開被借糧戶會議，說服動員。面對行署正確的借糧政策和災民四處乞討、賣兒賣女甚至饑餓而死的慘狀，通過一系列工作，有的地主、富農就主動借出糧食。但對多數地主、富農來說，總是一再討價還價，對這些有糧戶一般進行批評說理外，對其中個別頑固地主、雇工明明知道他家有大批余糧，而對災民見死不救的行為進行了必要的斗爭。黃金堤、南盤村都發生災民成群結伙到這少數頑固地主家進行斗爭的事件。不借出糧食災民不散伙，到吃飯時讓地主管飯。災民去地主家時還帶著鐵鍬、镢頭，再不借出糧來就動手挖。這些辦法真靈，這樣一來，頑固地主不僅把糧食借出來，一般地主、富農也不再討價還價了。實踐證明：行署的借糧政策很得人心，但必須發動群眾方能貫徹執行。借糧在救災上起了很大作用，有效的解決了災民一時的吃飯問題。我們始終把恢復農業放在首位的同時，狠抓了副業生產。副業生產能現賺現吃，可解決災民燃眉之急。針對一區的客觀情況，在開展副業生產方面，我們突出的抓了運糧，除參加政府有組織的運糧外，災民自愿結伙、自籌本錢，到冀魯豫收成好的地方買些糧食運回來。既供自己吃，也出賣一部分。當時沙疙瘩村、東司莊一帶村村都有販糧活動。為了減輕人民負擔，黨政軍都一再精兵簡政，減少單位，合并部門，嚴格控制脫離生產人數。我們區政府每頓飯都是“稱米下鍋，管了不管飽”。
1944年麥收后，嚴重的災荒基本上過去了。小麥收獲到家，由于災民暴食，因而又脹死一些人。這樣嚴重的災荒形成的一些社會特殊問題，根據上級的指示，我們進行了妥善解決。凡災荒以來，因生活所迫而出賣的土地均可照原價贖回；凡地主、富農在災荒期間所借出的糧款可暫緩歸還。災荒期間人口的變動和買賣也相當普遍。因災荒將自己子女賣出作養子女者，買賣關系無效，準許賣主領回，將買時所付的糧款改為借貸關系，由賣主原數歸還。因災荒出賣自己女兒作人婢妾者，買賣關系無效，準許賣主領回，由賣方付給適當贍養費；為童養媳者，準許賣主領回，如男女雙方已到結婚年齡，甘愿結婚者，不加干涉。嚴重的災荒形成的婚姻問題，一般是這樣處理的：因災荒丈夫出賣其妻或商得丈夫同意而自賣并與買主成為夫妻關系者，其去留由婦女自擇；因災荒未經婦女本人及其丈夫同意，而被婆家或娘家賣出者，買賣關系無效，經婦女或其丈夫要求可恢復夫婦關系；婦女以災荒為借口擅自離家與他人結婚者，準許其夫起訴，以防礙婚姻論處；以買賣人口為業和將已出嫁之女又賣給偽軍或偽組織人員作妻妾者，依法從重治罪?？傊?，通過一系列的善后工作，農民失去的土地又復得，失散的家庭又團聚，都感動得熱淚盈眶，高呼共產黨萬歲！
積極開展對敵斗爭
我們在與“天災”斗爭的同時，絲毫也沒有放松對“人禍”的斗爭，即對敵斗爭。當時一區的中心地區有敵人三處碉堡：楊家橋、李馬寨、于旺莊。除楊家橋碉堡住有日本兵外，其他兩個碉堡只住有偽軍。1943年農歷2月初7這一天，楊家橋碉堡的日本兵出動東去到黃金堤一帶搶糧。當時我們區游擊隊駐在房頭村，北賈莊駐正規部隊一個連。我得到這一情況后，一方面派人火速通知北賈莊駐軍，希望他們急行軍進駐楊家橋，封鎖住日本兵退回碉堡的大路，而便于在曠野里消滅這少數日本兵。在通知北賈莊駐軍的同時，我帶領區游擊隊便趕至房頭村西截擊。戰斗打響了，擊斃日本兵白本一人，由于北賈莊駐軍沒有行動，其余敵人竄回碉堡。在這次戰斗中，我們游擊隊的副隊長霍崇廉同志英勇犧牲了，而且中彈就倒在我身旁。戰斗結束后的次日，楊家橋村長王九澤被日本兵抓到碉堡用刺刀亂刺而死在血泊中。
李馬寨碉堡駐有大名縣偽警備隊一個中隊56人，隊長王凱。這幫偽匪胡作非為，橫征暴斂，經常向周圍村強索糧食和款項。遇有少繳遲送，不僅扣押或吊打群眾，而且還結伙到村搶劫。這幫偽匪時而派民夫，時而抓壯丁。遇到青年婦女，經常說些下流語言和以卑鄙的動作，進行猥褒。周圍村的群眾本來在嚴重的災荒面前就啼饑號寒，這幫偽匪所作所為更使群眾雞犬不寧、雪上加霜。
我們一區的干部在區游擊隊的配合掩護下，經常在夜晚深入到李馬寨碉堡附近，向這幫偽匪上“大課”，進行教育。再三強調地講：我們都是中國人，吃中國飯，穿中國衣，給日本鬼子當漢奸，替日本鬼子侵略中國賣力，對得起我們的國家民族么？！對得起自己的祖先和同胞么？！你們為日本鬼子守碉堡，向善良的中國父老兄弟姊妹敲詐勒索對不對？！發了多少昧良心的財？把日本鬼子打走后，就要給你們算總賬。你們暗中幫助、保護抗日軍民，不敲詐、不打罵群眾，不幫助日本鬼子奸淫燒殺，政府在賬上給你們記著“紅點”；你們做的一樁樁壞事，在賬上給你們記著“黑點”。日本鬼子快完了，到那時政府，群眾同你們對證，命債、錢債都得還……。
雖然一再對李馬寨碉堡這幫偽匪進行耐心的挽救和爭取，但他們卻置若罔聞。李馬寨碉堡上備有一套鑼鼓，每逢向他們上“大課”，這幫偽匪就敲鑼打鼓，進行喧擾。有時還放冷槍，以示抗拒。針對這幫偽匪的胡作非為，我八旅23團某連于1943年農歷4月28日，喬扮偽東亞同盟自治軍，高舉日本“膏藥”旗，沿大名至李馬寨的敵占公路，大模大樣地向李馬寨碉堡前進。沿途故意大大咧咧，舉止輕佻，對沿途群眾也忍痛進行了騷擾，尤其走到桑圈村還找村長虛張聲勢地要煙酒、要豬羊。由于我軍偽裝巧妙，不僅服裝、番號來自偽東亞同盟自治軍，而且舉止扮相也極神似。所以，當我軍走到李馬寨碉堡附近，敵人信以為真。我軍排長龐國斗率領戰士順利進入碉堡，駐守在這座碉堡的大名偽警備隊，除一人反抗被擊斃外，其他偽隊長以下55人全部被俘。繳獲步槍58支，我軍無一傷亡。創造了我軍拔除碉堡的一次智取的模范戰例。
我軍智取李馬寨的勝利消息，很快傳遍四面八方，大大鼓舞了我抗日軍民的斗志。李馬寨周圍村的群眾自動拿著鐵鍬、鎬頭，很快將碉堡拆除，碉堡周圍的溝壕也填平了。部隊為了繼續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將王凱等55名俘虜移交我們區處理。區游擊隊將這批俘虜帶到前沙疙瘩，對一般偽軍士兵經過教育遣返回家了。王凱深知自己有罪，難逃人民懲罰，乘看守不嚴之機，于深夜畏罪潛逃了。
駐守于旺莊碉堡的偽警備隊也有50人左右，隊長董兆瑞是大名城內羊市街人。我家住在馬廠街。我們兩家不僅居處較近，而且我在第七師范讀書時，董兆瑞是這個學校圖書館的工友，我哥哥司景周是圖書館的負責人。當時我對董兆瑞的印象還是不錯的，認為他比較本分，對工作有責任心。第七師范圖書館那樣浩瀚的圖書、報刊，他協助司景周不僅在管理上井井有條，而且把閱覽室環境打掃得一干二凈，經常窗明地潔。董兆瑞當了偽軍隊長，從調到于旺莊碉堡后的所作所為來看，雖然不斷向周圍村派糧要款，但還算有節制。遇有過分的索取，我們通過聯絡員向他打招呼，他也能聽從。對群眾的態度也算過得去，沒有以殘忍手段對待群眾?？傊?，如果將董兆瑞同王凱對比而論，董兆瑞雖未作到“身在曹營心在漢”，但畢竟良心未泯。而王凱就屬認賊作父、助紂為虐了。
針對董兆瑞的特點和過去我同他那點關系，我們創造了另一種拔碉堡的模范戰例。那是1944年農歷5月的某一天，只有一個通訊員跟隨我來到于旺莊接近碉堡的王家風家，我叫通訊員找來村長李九嶺。
“天哪！這里距碉堡這么近，你白天來這里，太危險了，趕快離開吧！”李九嶺見我恐懼地勸說。
“怕什么？！你到碉堡上把董兆瑞找來，你就說共產黨、八路軍的區長有話當面同他說”。我對李九嶺這樣說。
“這樣做行么？！”李九嶺既猶豫又憂慮地回問我。
“快去！不可多慮。你要秘密告訴董兆瑞，叫他一個人來見我，不許帶人”。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人們一心撲在革命的利益上，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我毫不猶豫這樣吩咐李九嶺。
“董兆瑞！你還認識我么？我家住在馬廠街，在第七師范讀書時叫司宗盂，司景周是我哥哥?，F在我是這個區的區長，于旺莊就在我管轄范圍”。李九嶺到村西碉堡上把董兆瑞叫到王家風家的東屋，我一見他就這樣說。
“認識，區長好！”董兆瑞老實巴交地回我話，不像一般偽軍那樣蠻橫粗野。
“咱們離開‘七師’后，沒有走一條路，我走了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路，你走了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的路。我走這條路是光明的，你走那條路必遭到人民的唾罵”。我義正辭嚴對對董兆瑞進行教育，他低頭不語。
“今晚要拔除于旺莊碉堡，你希望文拔還是武拔？”我進而逼問董兆瑞。
“文拔怎樣拔？武拔怎樣拔？”董兆瑞感到命運莫測，他怯聲地反問我。
“今晚我軍圍攻碉堡，如果文拔，當八路軍包圍碉堡后，就向空中鳴槍，過一陣子，你要帶領全部偽軍走出碉堡。把槍支彈藥留下，全部釋放回家。這樣假打真降，是為了欺騙日本鬼子，從而保護你們全家平安無事。如果武拔，就真槍實彈地干了，槍彈是沒有眼睛的，打死誰，命該如此。捉住誰，一律按戰俘處理。何去何從，望你三思?，F在你到立功贖罪的時候了！”
“還是文拔吧！”董兆瑞聽我進一步解釋后，神態緊張不安，沉默許久后才慢騰騰地答復我。
“按計行事，雙方有利。”我最后說一句，就揚長而去。
我從于旺莊王家風家出來，馬不停蹄地找領導匯報同董兆瑞的談判情況，與部隊進行了聯系，并一再分析董兆瑞會不會食言后，決定按計劃行動。1944年農歷5月的這一天，小麥即將開鐮收割，正當人們擔心敵人外出搶糧，布置保衛麥收，準備快收、快打、快藏之際，于旺莊碉堡就這樣“文拔”了。周圍群眾歡欣鼓舞、喜笑顏開。新中國成立后，老村長李九嶺尚健在，當我見到他共同回憶當時同董兆瑞談判的情況時，他說 ：“太驚險了！”
九、在大名市
跨入1945年，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無論在西方戰場或東方戰場都處于最后勝利的前夜。中華民族神圣的抗日戰爭業已由相持階段轉入反攻階段。這年伊始，冀南部隊發起全面的春季攻勢。三分區23團，與我有內線聯系的偽“東亞同盟自治軍突擊團”為內應，于1月16日夜一舉攻入大名古城，全殲日軍一小隊，擊斃偽 “東亞同盟自治軍”軍長劉昆等，俘偽軍400余人。突擊團團長張履亭率全團官兵反正，隨我攻城部隊按計劃順利撤出縣城到達根據地。這次戰斗沉重地打擊了日偽軍在大名古城暗無天日的反動統治，使日偽軍惶惶不可終日。在日偽軍驚魂未定之際，冀魯豫部隊又發起南樂戰役，殲滅日軍37名，俘偽軍旅參謀長、團長以下官兵3300余人。這次戰役共攻克南樂縣城及周圍據點32處。由于大名縣城距南樂縣城僅有22公里，為配合南樂戰役，冀南部隊不僅包圍了大名城東龍王廟之敵，而且橫掃大名城西北楊橋、海子一帶之敵，將盤踞在這一帶郭德惠部的偽軍一掃而光。正是在這樣強大的軍事攻勢面前，1945年5月14日，大名古城之守敵棄城向安陽抱頭鼠竄。被日本侵略軍盤踞七年半之久的大名古城宣告解放，重見光明。人們奔走相告，喜笑顏開，歡慶新生。
在大名古城解放前夕，日偽軍把五弟司宗賢抓捕起來。說他是抗日軍人家屬，暗通八路軍，受到慘絕人寰的酷刑，爾后槍殺了。當時五弟的妻子剛生下兒子司培錄才幾天，哭的死去活來。這是我家在抗日戰爭中又一位親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大名古城地處冀魯豫三省咽喉，是當時冀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領導上考慮到大名所處的戰略地位，為適應全面反攻的新形勢，決定將大名列為解放較早的縣城之一，建立縣級市，以作為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經濟，繁榮市場的試點單位。大名市與大名縣同時并存，均直接由三地委、三專署領導。大名市委由張力耕、張越、司枕亞、馮洋舟、張亞平、陳國光等同志組成。市委第一任書記是張力耕，第一任市長是張越，我由一區調市政府任秘書。市轄四個區：南城區、北城區、東北郊區、西南郊區。
大名市建立后，我們首先進行了拆城備戰。因為大名古城這一戰略要地在解放之初，周圍相鄰的魏縣、成安、廣平、肥鄉、館陶、曲周、雞澤、尤其是邯鄲、安陽等城市仍為日偽軍所盤踞，垂死掙扎之敵隨時都有卷土重來之可能。從我們武裝力量來看，正規部隊都在集中優勢兵力進行更大的軍事行動，根本不可能兼顧大名城防，大名縣游擊大隊不可能在市內長久駐扎，而大名市又沒有組建市游擊大隊。當時市公安局有一支一百人左右的公安隊，隊長是胡文奎。但公安隊的任務繁多，也難全力擔起城防。根據當時四面受敵包圍，而且近在咫尺，我們的武裝力量又不能固守一城一地的形勢，為防止日偽軍卷土重來，拆除大名古城墻就成為當務之急。
大名古城始建于1401年，即明洪武34年，距今已有600年的歷史。中間經過明、清、民國的多次重修、增建，城貌雄偉典雅、氣勢宏大、古樸深厚。城墻高三丈，加上垛口高三丈六尺；城墻頂寬二丈五尺。城外墻以條石為基，五尺以上用特制大磚砌成。外墻周長1269丈8尺，即8.5華里；內墻周長1246丈4尺9寸，即8.4華里。建有水溜48道，炮臺36座。城垣四門遙遙相對：東門“禮仁”，西門“樂義”，南門“崇禮”，北門“端智”。崇禮門東學宮前開小南門，城墻上并建文峰塔。四門上均建有城樓，并在城門外各建一半圓形城墻與整個城垣連為一體，稱曰“甕城”。頭道外城門均在甕城開：南北兩甕城的頭道外城門均為東向，意在“迎喜”；東西兩甕城的頭道外城門均為南開，取意“朝陽”。因而大名古城俗有扭頭門之說。四甕城圈內均有相等的一千余平方米的空地，各建有中型廟宇一座：東甕城圈內為“天齊廟”；西甕城圈內為“藥王廟”；南甕城圈內為“關帝廟”；北甕城圈內為“玄武廟”。四座廟宇大門均緊對二道內城門。廟宇內有專管佛事香火的僧道。城垣外圍挖有護城河，河床深四丈五尺，寬九丈。甕城頭道門外、護城河上各筑有石橋。城垣布局如此嚴謹，不僅使惜日刀槍劍戟時代望而卻步，即使“小米加步槍”的抗日戰爭時代也難攻取。
大名古城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體現了我們祖先的辛勤和智慧。人民與這座古城代代相處，一提拆城都感到惋惜，難舍難離而下不得手。大名城廂有一民俗：每逢農歷正月16日，無論男女老幼凡能上城者都上城走一周，俗曰：“沿城”。流傳“沿城”可防災避邪、吉祥如意。所以每年元宵節剛過后的次日上午，人們都穿著節日盛裝，扶老攜幼都“沿城”，大姑娘小媳婦也都走出家門“沿城”。這時古城象征著人民的歡樂和幸福。熙熙攘攘、人流如潮。日本侵略軍占領期間雖然中斷了“沿城”，但一直為人們夢魂縈繞所思念。這一民俗也增加了人們對古城的熱愛和留戀。同時人們對拆城還存有畏難思想，認為工程浩大，堅固難拆。根據古城的長高寬匡算，城垣體積約為423267立方米。如果動員民工一萬人參加拆城，每人每天拆除兩立方米，尚須21天。城外墻上磚下石，拆起來的確費力。根據群眾存在的思想，有針對性地進行了說服動員。約在1945年6月上旬，經過周密安排，拆城便開始了。市將拆城任務劃分到區，區再劃分各村莊和街道，民工自帶工具，早來晚歸，午餐自備。拆城當然要自上而下從頂端拆起，鎬刨鍬挖的活磚浮土隨時清理城墻兩側。經過10天左右的突擊，城墻已拆除約三分之一，未拆除部分都埋在土下，除殘留的內城和少數城段外，已形成凹凸不平的土堤。首次拆城宣告結束。出人所料，戰局進展異常迅速，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與大名古城相鄰的各縣城先后相繼解放，日本侵略軍對大名古城的周邊威脅最終獲得解除。首次拆城對防止日軍卷土重來,只是起到有備無患的作用。
其次，鎮壓為人民所痛恨而不改悔的少數漢奸、敵特。大名古城在日本侵略軍反動統治期間，極少數民族敗類為虎作倀，殘害人民，不鎮壓難以平民憤。經過司法機關審訊，群眾檢舉控訴，將偽政府秘書、敵特務長、偽保安團長等七人槍決。人們看到日本侵略軍的忠實走狗落了應有的下場，無不拍手稱快。
第三，妥善安置烈軍屬和干部家屬。大名城廂出了一些老紅軍、老黨員、老干部，如柴鴻儒、成潤、司景周、趙北源、白映秋、朱光、張力耕、李平之、安適、安挺元等。他們參加革命后，卻把親人留在日本侵略軍的黑暗統治下，遭到這樣或那樣的殘酷迫害。因此妥善安置他們就成了一項迫切而重要的任務。流離失所的安排住處；生活無著的予以救濟；能工作的適當安置工作，使他們自食其力。本著這一精神，對烈士家屬、軍人家屬和抗日干部家屬都一一作了安置。
大名城解放不久，任樂亭同志的父親一再找我，追問任樂亭同志的下落。我只能直言相告，任樂亭同我在小學是同學，考入第七師范仍是同年級，參加革命工作后又一直在一起。在“北臺頭事件”和平解決后，我們一起北調。他原分配在三專區干部學校擔任大隊長。于1939年9月間，調到永年縣游擊大隊擔任大隊長。當時永年縣的環境很艱苦，日偽軍經常出來掃蕩。約在1940年夏初，當游擊大隊同掃蕩的日偽軍的一次戰斗中，任樂亭同志壯烈的犧牲了。他已不在人間了。我再三勸慰任樂亭同志的父親說：我不能向你老人家瞞著這一不幸的消息，你老人家也不要過分悲傷，還要保重自己的身體。就拿我來說，在抗日戰爭中一家失去三位親人：哥哥司景周在一次反掃蕩戰斗中犧牲在太行山的遼縣，母親和弟弟司宗賢又以抗日軍家屬的“罪名”先后遭敵人殺害。你老人家可以想象我有多么大的痛苦！我們不能僅僅想到你家、我家，要想到全國這個大家，在抗日戰爭中犧牲有多少烈士呀！任樂亭同志在永年犧牲后的埋葬我參與了，當然知道埋葬在什么地方。市政府幫助你家把他的尸骨起回故里重新埋葬。家屬按政策享受革命烈士家屬待遇。遇有實際困難，政府實事求是的幫助解決。就這樣做了許多耐心的工作，這一問題才得到完滿的解決。任樂亭同志犧牲后留下兩個孩子一女一男，這兩個孩子長大成人后，應他倆要求，我又寫了《任樂亭烈士事略》一文和知情的劉亞南、劉今生、陳蘊賢同志聯名發表在《冀南黨史通訊》、《大名文史資料》等期刊上，這對烈士家屬是極大的慰勉。這一事例充分說明妥善安置烈軍屬和干部家屬，是一項迫切而重要的工作，不下大力也是難以作好的。
第四，恢復和發展工商業。大名原是個消費性的城市，沒有什么像樣的工業。然而手工業不僅種類多，而且相當普遍。如打鐵、編織、紡紗織布等。商業是很繁榮的：大雜貨店有鴻記、瑞司、蘭花記、廣益成、寶華公；大布莊有福茂長、福盛龍；大醬菜園有恒聚、錦云、慶遠；飲食業大的有豫豐館、雙和軒。至于地方小吃更是遍地開花，其中二毛燒雞、五百居香腸、郭八火燒尤享盛名。大名古城解放后，組織起工商聯合會，并通過各種方式宣傳黨的工商政策，使從業者消除了這樣或那樣的疑慮，逐漸做到了放手經營，自由貿易，市面漸漸繁榮起來。
第五，恢復并發展中小學教育。國民黨統治時的舊中國，象河北這樣的大省僅有省立男子師范10處；女子師范10處；普通中學20處。而大名城廂就有省立男七師、女五師和十一中學三處。另外還有鄉師一處，小學更是相當普遍。所以大名是冀南名副其實的文化中心。周圍各縣知識青年多到大名報考就讀。日本侵略軍侵占大名古城后，所有中小學校都遭到大破壞，特別第七師范全部房屋被拆毀，一片瓦礫，成了屠殺抗日軍民的刑場。市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教育科長是田辛甫，在市委的關切下，在剛剛解放之初，硝煙未熄，戰局不穩的情況下，就物色校址，抽調教師，成立臺臣中學。這所中學為我黨培養了大批干部，其中許多都隨大軍南下，散布各地，擔任重要職務，而默默的為新中國奉獻了青春。小學的恢復和發展更是普遍。
第六，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大名城內東街法國天主教寵愛之母大堂建筑宏大，富麗堂皇。頂端有大鐘樓，東西北三面均有直徑1.42米的大鐘表，日夜報時，鐘聲遠揚四方十余華里。北關美國教堂附設宣圣會醫院，在當時缺醫少藥的情況下，吸引了不少患者。此外，還有老堤教堂、城東北郊教堂。大名古城解放后，我們強調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無論是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只要教徒遵守政府法令，就允許他們進行正常的宗教活動。然而這些外國人披著宗教的外衣，以傳教為名，長期享有各種特權而欺壓人民。當人民當家做主后，這些外國傳教士就先后撤離回國了。
毛主席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毛澤東選集1429頁）大名市建立后，我們作了一些工作，但我個人感到就恢復和發展工商業這個中心而言，并沒有做出理想的成效。這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原因：
首先，進城干部思想武裝不足。進城干部過去長期工作在農村，而且一直處于艱苦的戰爭環境里。當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城市后，依靠什么人？團結什么人？反對什么人？工作中心是什么？特別是進城干部在思想應注意什么問題？事先都沒有個譜，于是陷入盲目亂抓亂碰的局面，把恢復和發展工商業這個中心抓得不緊不狠。
其次，因戰禍商店紛紛倒閉。原來大名縣工商業的從業人員，有些是本地人，有些是外地人。“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軍沿平漢路節節向南進犯，在大名城未被侵占之先，外地的從業人員為躲避戰禍就先后停業逃回原籍。如五美齋原是大名城內最大的文化用品商店，前設店后設廠，生意十分興隆。這家商店的老板原是河南許昌人，逃回家一走就未再返回。外地的從業人員普遍的都未返回。恒聚醬菜園是城內大資本家王老鑄（即王聚顏）創辦，幾家分公司因日偽敲詐勒索，紛紛倒閉。剩下恒聚（后改名新豐）醬菜園也處于日暮窮途、茍延殘喘的境地。大名古城的工商業遭到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大摧殘、大破壞，恢復起來困難重重。
第三，因天災使工商業蕭條。漳河是有名的害河，自古就有“河伯娶妻”的寓言。漳河發源于太行山，經大名縣境流入衛河。在戰爭年代河道年久失修，洪水經常泛濫成災。1946年7月，漳河、衛河洪水漫堤決口，致使大名、魏縣、館陶、臨清、武城等七縣有三萬多村莊受災。洪水一來一片汪洋，交通斷絕，這也是大名工商業蕭條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大名工商業者紛紛遷往外地。邯鄲市現在有大名籍的從業人員很多，就是這樣形成的。
最后，執行政策上有偏差。小城鎮不同于大中城市的一個主要區別和特點，就是更加接近農村。有些居民戶和農業戶混居，甚至一戶兼兩者，一面經商，一面經營或自耕土地。商人特別是小商小販兼營土地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職員和自由職業者兼營土地的情況也相當多。大名古城四周的廣大農村多是抗日老根據地，業已或正在進行減租減息運動，這座古城解放之初，農民成群結伙紛紛進城向土地出租者提出減租；向高利貸者提出減息。1946年9月29日，由于天主教堂隱瞞土地，主教和神父還遭到各村農民的聯合斗爭。這一斗，把有些在農村有土地的富裕戶都嚇跑了。面對當時這一情勢的出現，我們沒有明確的態度，思想上猶猶豫豫，拿不定主意如何為妥。一方面感到不能給群眾潑冷水，怕犯壓制群眾運動的錯誤；另一方面也感到這樣斗下去也有問題。1946年，中共中央領發《五四指示》后，在大名城關還劃分階級，進行了土地改革，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住在城關的純農業戶本來就不多，土地也有限；那些一面經商，一面經營或自耕土地的戶雖然較多，但土地也都不多。這樣把有限的土地進行了平分，貧困戶不論是農業戶或者居民戶人人一份，致使土地平分得非常零碎。形成農業戶因地少吃不飽，居民戶因缺少農具不愿也不會種地。馬廠街高錫五原來是舊政府的一個小職員，祖祖輩輩沒有種過地，分地后組織起互助組就讓他喂牲口。居民戶分地后出賣或撂荒的情況相當普遍。毛主席指出：“禁止農民團體進城捉拿和斗爭地主。對于土地在鄉村家在城里的地主，由民主市政府處理。”（毛澤東選集1324頁）。還指出：“應當預先防止將農村斗爭地主、富農，消滅封建勢力的辦法錯誤地應用于城市，將消滅地主、富農的封建剝削和保護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嚴格地加以區別……。（毛澤東選集1283頁）我們執行政策的偏差和失誤恰恰出在這里。毛主席的上述指示發表在1948年2月27日《關于工商業政策》和1948年4月8日《再克洛陽后給洛陽前線指揮部的電報》上。即是說大名古城解放時，我們還沒有可能學習到毛主席的上述指示，但也不能因此就視為我們在進城后，執行政策中發生偏差和失誤的惟一原因。我們的政策水準低，不適應客觀形勢發展的要求，應該說是主要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接受波茨坦公告，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我軍相繼解放許多城市，作為縣級的大名市已完成它的歷史使命，1946年初，領導決定將大名市與大名縣合并。大名市的名稱仍暫保留，而降為副縣級行政機構，即是說市大于區，小于縣。市區仍轄北城區、南城區、西南郊區、東北郊區。而市政府職能部門各科卻改為股。合并后的大名市由大名縣領導，地委、專署不再直接領導。我擔任了合并后的第一任市長。
十、在冀南建國學院
1945年8月9日，毛主席發表了《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聲明，朱總司令發布了幾道大反攻的命令。冀南部隊兵分三路星夜出動、浩浩蕩蕩分別向敵占城市和交通要道挺進。沿途群眾敲鑼打鼓熱烈歡送人民子弟兵出征。到9月2日冀南已解放縣城30余座。為適應大反攻的新形勢和經濟建設的需要，培養大批干部充實到新解放區工作，1945年11月28日冀南行署決定成立冀南建國學院。建院伊始，行署主任孟夫唐兼任院長，不久艾大炎同志接任院長。1946年夏，我奉命調冀南建國學院工作。
當時三地委、三專署已進駐肥鄉縣城，建國學院在威縣城北小信村。我將大名市的工作移交李瑞吾同志后，到肥鄉辦妥調動手續，就直奔威縣。那時沒有汽車可坐，我也沒有自行車，就靠兩只腳走路。晝行夜宿，經過兩天多的行程方到目的地。想起1941年2月春節過后，我和劉今生等同志抽調到冀南干部學校學習的報到地點也在威縣，那一次去威縣中間經過日偽軍幾道封鎖線，在敵人碉堡間穿行，真是艱險！這一次在解放后的平原大地上暢行無阻，感到特別興奮，把疲勞也驅散了。
艾大炎同志學識淵博，經歷豐富，育人有方，平易近人，而且精通日語。“日軍反戰同盟冀南支部”的負責人秋山良照或其他成員，每逢在根據地召開群眾性的大會進行宣傳講話時，都由艾大炎同志作譯員。建國學院在艾大炎同志領導下，組成以謝文景同志為骨干的教學班子，理論與業務并重，專職教員與外聘行署部門負責人講授相結合，每期學習時間大約是三個月，學習計劃都能較好的完成。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的消息，迎來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慶祝。極大地鼓舞了經過八年浴血抗戰的冀南人民，因而冀南的青年尤其知識分子都愿來建國學院學習，各地報名的學員很多。根據志愿編組成隊，學員隊住在院部駐地小信村的周圍附近各村，仍然以組分別住在農戶家。學員都能以人民子弟兵為榜樣，做到借物歸還，損物賠償，清掃院落……。
我調到建國學院工作后，先到財經隊任隊主任，后到院部任秘書主任。財經隊有學員40人左右，隊主任的任務主要是根據教員講授內容，組織分組討論，深刻領會。但學員在討論過程中，都會提出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問題。有些問題通過加深討論，得到了統一認識；有些問題，始終認識分歧。遇到這樣情況，學員往往要求隊主任輔導，工作迫著我找資料、翻書本，從而養成我愛讀書、愿學習的習慣。除學習外，隊中的生活問題也必須處處關心。財經隊中有個青年婦女，由于纏過足，走起路來扭扭捏捏。每逢早晨活動，我不愿叫她參加，但這個女同志很要強，堅持參加，不料在一次跑步中把腳碗子扭腫了，幾天下不了床。我就在財經隊當了一期隊主任，這一期結束后，就調院部任秘書主任了。院部秘書主任主要承辦行政事務、后勤工作和院長交辦事項。上有院長、下有隊主任，秘書主任這一工作較之隊主任就輕松些了。由于這一工作更加接觸院長，我在艾大炎同志身邊學到不少新知識和好作風。
日本投降后，蔣介石大耍兩面派，一面裝出和平姿態，邀請毛主席赴重慶談判；一面加緊調兵遣將向我解放區進攻，搶奪勝利果實。國民黨的戰略企圖是：完全占領長江以南地區，著重奪取華北戰略要地和交通，以分割和壓縮解放區，并打開打入東北的通道，出兵占領整個東北。1946年4月間，國民黨反動派借口修路調集五個軍和四個整編師在新鄉召開軍事會議，策劃借修平漢鐵路向我磁縣、邢臺地區進攻。并以曹福林部進攻東明，孫殿英部進攻大名。11月4日，蔣機11架轟炸大名市，1947年1月1日，國民黨軍隊32師侵占大名市。在蔣機轟炸大名市之后，國民黨軍隊迫近大名市之際，我三哥司宗海領著他大兒子司培勛長途跋涉來威縣小信村找到我。1945年9月1日，臨清解放。在恢復和發展工商業中，成立了國營七一煙廠，就是現在的臨清煙廠。當時煙廠的負責人是康殿珍，大名縣人是我的老相識。我把三哥司宗海舉薦到康殿珍處，當了煙廠的營業員。艾大炎同志把我侄兒司培勛介紹到冀南宣傳隊當了小宣傳員，當時宣傳隊的負責人是申伸。
十一、在冀南一專署
1943年7月1日，由于日本侵略軍推行囚籠政策，冀南的斗爭環境異常艱苦，為了擴大冀南斗爭的回旋余地和范圍，經北方局和集總決定：將原冀魯豫三分區所轄的堂邑、莘縣、清平、冠縣、朝北、衛東等六縣劃歸冀南區。先為冀南七地委、七專署、七軍分區；1945年8月20日，重新恢復冀南行政區建制時，對原來的行政區劃同時作了調整，調整后的一專區轄臨清、邱縣、館陶、堂邑、冠縣、莘縣、元城、清平和臨清市。地委書記許夢俠、專員貝仲選、分區司令員白云。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后，在美國的支持下，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爆發了全面內戰，建國學院也停止了招生，沒有繼續再辦下去。1947年9月，我的工作由建國學院調到冀南一專署。我到一專署工作時地委書記已換為韓寧夫，專員為劉云生、分區司令員為楊新一。當時領導機關并沒有進駐臨清市，地委機關駐在柳林鎮，專署機關駐在倪屯。
加強調查研究
我調一專署任調查研究室主任。原來專署并沒有這個機構，是新設立的。地委組織部同志對我說：毛主席歷來重視調查研究，并說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名言，而且親自作過無數次的社會調查?！堕L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就是全黨聞名的典范。毛主席不僅指出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精辟的闡述了開調查會的方法。當前處于會大變動過程，黨要求我們重新認識向社會調查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這就是組織上增設調查研究室并分配你負責這一工作的原因。在硝煙彌漫的戰爭環境中，我雖然在冀南干部學校學習過半年，但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并不多，聽到組織部同志這段話感到頭頭是道，很受教育和啟示。我二話沒說就上崗了。但回想起來，我在這一崗位上并沒有作多少工作?！锻恋馗母锖蟮男罗r村》，我和黃海等同志作過幾處調查。黃海同志調北京園林局工作后，還保存著這多年紙已變色的油印資料。尤其同有關部門一起，經過比較長時間的調查，而草擬出《馬夾河治理方案》。地委書記韓寧夫同志南下后，段毅同志接任書記?！恶R夾河治理方案》向段毅同志匯報后，并得到他的贊許。
懷念蘇群同志
一專署秘書主任蘇群，這個同志精明強干。為了適應解放戰爭形勢迅速發展的需要，進一步打通太行山區與平原的交通，支援前線，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決定修建自邯鄲至館陶的鐵路。鐵路沿線經過邯鄲縣、永年縣、肥鄉縣、廣平縣、館陶縣和邯鄲市，全線長約80公里。與此同時，從衛河東岸經冠縣、聊城到濟南的鐵路線也進行了初步勘測、打樁。在當時，修建邯館鐵路對溝通太行、冀南、魯西解放區的交通，支援全國解放戰爭，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1947年10月1日，成立了“邯館鐵路修建辦事處”，辦事處駐肥鄉縣李莊。調一專署秘書主任蘇群同志為辦事處主任，亦稱總指揮，調蘇群同志愛人王潤同志為辦事處辦公室負責人。蘇群同志調離后，專署再也沒有設秘書主任一職。專署成立了辦公室，我在調查研究室屁股還未坐穩，調查研究室并未組成，我就調到專署辦公室任主任，實際上就是接替了蘇群同志負責的那些工作。蘇群同志這次調離一專署，成了我們的訣別，我永遠不會忘記蘇群同志一家遇到的悲慘遭遇。
1948年4月15日（農歷3月初7），暗藏的國民黨特務、日偽時期的漢奸、兵痞流氓以及反動的地主分子，在國民黨中央道教總會的操縱下，以魏桂林、宋吉如、楊德宗、魏東林、肖國棟為首的白陽古教，糾集肥鄉、廣平、成安、磁縣等縣的教徒，以趕“白楊大會”為名，在肥鄉制造了一起大規模的反革命武裝叛亂。魏桂林按照道教總會特令，他們多次密謀策劃，商定初七夜起事天明初八，說什么“八字通天”。還商定各地起事后，都趕到肥鄉縣城東李莊，舉行“白陽大會”，再一起到紫龍山。他們確定叛亂日期后，急忙分頭串聯，讓所有教徒，變賣家中全部財產，停止生產，大吃大喝，買火柴、松香、白布、白帶子，趕制白衣帽，打造兩頭芒標槍，磨槍擦矛，為叛亂急忙準備。在叛亂前三天，揚言“如不真心保主，就要膿血化身”、“如若不去，殺燒全家”。各縣約二百多個村莊的暴徒按期舉事后，殺人、放火無所不為。成磁縣委的張亞田同志的長子在教，他因不參加叛亂，被暴徒將他和他的女兒殺死，還刺傷他的父親和妻子。東流村白陽古教頭子范姬銘放火燒了自己的房屋，并在火里放進二百發步槍子彈，不讓別人救火，意是“背水一戰，死不回頭”。廣平縣油房村暴徒殺死村農會主任和一個民兵，刺傷了合作社長。各路暴徒按預謀計劃分頭撲向我政府機關。魏桂林、范姬銘帶領廣平、成安一帶暴徒企圖攻打成磁縣政府、劫持監獄，但遭我公安隊、民兵攻擊后，暴徒又繞道到肥鄉。暴徒頭人屈泉、楊德宗、王金增、賀金子帶領暴徒攻打廣平縣政府，不僅一度占領了縣政府，而且劫獄成功，把犯人全部放跑。郝營、郝瑞、李根善帶領暴徒攻打肥鄉李莊邯館鐵路指揮部，將修建鐵路的巨額鈔票搶掠一空。就在這次叛亂中將蘇群同志、將蘇群同志的愛人王潤同志用長矛活活刺死。他們一個三、四歲的孩子也未能幸免，被活活摔死。蘇群和王潤同志對日本侵略軍英勇戰斗，鮮血未灑在抗日的戰場上，一家三口卻慘死在白陽古教的叛亂中。
柳林整黨
自1942年4月開始，中共中央在全黨開展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黨運動。冀南區黨委1943年2月25日發出了《關于繼續深入開展整黨學習的指示》，對全區各級黨組織的整黨作了部署。1943年下半年，北方局決定調集冀南干部到太行山進行集中整黨學習。11月，冀南區除留下一部分干部堅持工作外，約集中700多名縣、區干部和部隊團、營級干部，分別編成六個大隊，到太行山偏城縣東安居和西安居一帶，由北方局宣傳部長李大章和冀南區黨委書記李菁玉領導進行整黨學習。冀南區干部偏城縣整黨運動直到1945年5月方宣告結束。
冀南區干部參加偏城縣整黨運動返回工作崗位后，成為各地開展整黨運動的骨干。但由于當時戰爭形勢的迅速變化，各地開展整黨運動的時間有早有晚。我沒有參加偏城縣整黨，而是在1948年夏秋之間參加了一地委的柳林整黨運動。柳林這次整黨運動規模很大，不僅地委、專署的直屬機關全參加，而且所屬各縣區以上的干部大部分都集中來了。統一領導、統一部署、統一動員，仍以各單位編組。我們專署的科局長編為一個組，集中住在柳林一居民家，整黨期間不準回家。我們這一組有十多個成員：財政科長楊子諍、教育科長張存珞、民政科長馬潤生、建設科長黃海、辦公室主任司枕亞……。
整黨運動開始第一次大會，是地委書記韓寧夫同志的動員啟發報告。他在報告中一再闡明整黨運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說從冀南黨的現實狀況來看，除少數領導干部尤其部隊中團、旅以上的干部，是經過長期斗爭鍛煉的老紅軍外，大部分是在抗戰后參加黨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這些新黨員雖然有滿腔的革命熱情，但畢竟沒有經歷長期艱苦的革命鍛煉和考驗；沒有經過嚴格的思想改造。因而把農民意識、小資產階級思想和其他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風或多或少帶入黨內。其中有些人，在組織上入了黨，但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在對敵斗爭的艱險關頭，有些干部失去信心，產生悲觀思想，甚至背叛革命，投敵變節。這次整黨運動，就是對黨員干部進行一次深刻的馬列主義教育，把我們的思想武裝起來，迎接新的戰斗。
柳林整黨運動的第一階段是學習文件，必學文件有《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整頓三風的報告》和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這些文件不僅要粗讀，而且要精讀，從而領會文件的精神和實質。第二階段是自我反省檢查。在學習文件提高思想覺悟的基礎上，對照自己的思想、檢查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檢討錯誤的思想和作風，并寫出詳細的書面檢查。第三階段是采取在小組范圍開展先自我批評后相互批評的方法，評議并通過每個人的檢查，這一階段要求大家打破情面，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有的同志一次檢查沒通過，又來二次、三次。冀南干部集中在偏城縣進行整黨運動時，第三階段曾開展過“坦白”運動和反特斗爭，并且傳達了康生《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后，便以小組為單位開始揭發、檢舉“特務”，斗爭逐漸升級，甚至發生嚴重的逼供信，致使許多干部遭受無情打擊，被錯誤的定為叛徒、特務的冤、假、錯案。柳林整黨運動的開展并沒有發生這樣錯誤的做法，只是在整黨運動結束后，在干部使用上規定了凡是地主、富農出身的干部，一般不得在本縣工作，這項干部回避政策只牽連少數人。為了在新解放區認真執行《五四指示》，對這少數干部調出本縣工作，也都能愉快的接受，并沒有什么思想阻力。我不屬于地主、富農出身的干部，也不在本縣工作，所以工作沒有變動?？傊?，柳林整黨運動是健康的，是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使我們進一步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和思想認識，增強了黨性。提高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的自覺性。在黨的建設上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武訓其人
我調一專署工作后產生一個難忘的印象，就是這個地區有些干部對武訓比較崇拜。在抗日戰爭期間把堂邑縣改名為武訓縣；把柳林鎮改名為武訓鎮；柳林鎮上有一所中學、一所小學也改名為武訓中學、武訓小學。這一問題說明：不僅有些一般干部崇拜武訓，有的領導干部也崇拜武訓。不然誰有更改縣名、鎮名、學校名的權利？！我本來對武訓此人一無所知，眼前發生的一切，使我必須明白：武訓是個什么樣的人物？有些什么事跡？有些人為什么崇拜他？人們向我的回答是這樣：武訓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原名武七。出身貧農，是個職業乞丐，以行乞所得興辦所謂“義學”。堂邑、柳林一帶是武訓“行乞興學”經?；顒拥牡胤?。……我聽了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我沒有認真去分辨也沒有這個水平去分辨這個問題，就把它擱置起來了。我是北調進京較早的一批干部，1950年，我在北京看過了電影《武訓傳》，從電影上看到了武訓那些奴顏婢膝的丑惡行為，感到厭惡甚至不愿入目，但也看不出大是大非問題。后來認真學習了毛澤東主席為人民日報1951年5月20日所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才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認識到武訓其人以及《武訓傳》是毒草而不是香花。毛澤東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象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樣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么？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樣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么？承認或者容忍這樣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當前處在新世紀新階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在與時俱進。當前，史學界如何評價“武訓其人”？在我腦海里，仍是一個未知數。
遷駐臨清市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經八晝夜激戰，華東野戰軍攻克濟南這個重要戰略城市后，正值柳林整黨運動結束，冀南一地委、一專署、一軍分區機關便自柳林、倪屯進駐臨清市。從這時開始用上了搖把子電話，購置了公用自行車，直屬單位由分散在農戶家辦公也集中在一個大院了。這種機關工作生活時間不長，組織上通知：我的工作要調到清平縣去。當時清平縣委書記是趙振清，縣長是姬增，調我到清平縣接替姬增的工作擔任縣長。清平縣就是后來易名的永智縣。為了紀念1943年開辟清平縣而犧牲的分區政委肖永智，領導決定：將清平縣易名為永智縣。宋任窮回憶說：“肖永智同志犧牲時才27歲，風華正茂，很可惜。他15歲就參加了紅軍，擔任過旅政治委員、分區政治委員，還兼任過地委書記。他政治、軍事上都很能干，是一二九師很優秀的青年干部，人很聰明，打仗有勇有謀，很了不起，是棟梁之才。劉師長、鄧政委都是器重的。他的犧牲實在令人惋惜（宋任窮《回憶錄》199頁）。
十二、在華北人民政府民政部
進入1948年，人民解放軍已經轉入全國規模的反攻，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華北原來分割的晉察冀、冀中、冀南、冀魯豫、太行、大岳等各個解放區已經或將要連成一片。不失時機地將華北統一起來，對支援全國的解放戰爭是極為有利的。經在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劉少奇同志向中央提議，中央于5月9日正式發文同意將中共晉察冀中央局與晉冀魯豫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華北中央局。華北中央局由劉少奇同志兼任第一書記、薄一波同志任第二書記、聶榮臻同志任第三書記。同年8月7日，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在石家莊市舉行，會議經選舉產生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藍公武、楊秀峰，10月1日正式辦公。1948年初，我正要動身去清平縣接替姬增同志的工作之際，忽然接到冀南行政公署轉來調我到華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工作的調令。清平縣長一職尚未到任，專署的馬車便把我送到威縣行署駐地。我到行署才知道，華北人民政府民政部指名調冀南兩個干部，除我外另一個是隆堯縣長路遙同志。這時路遙同志尚未到來，我不便久等，使我至今難忘的是：王任重同志在百忙中同我一起吃了一餐飯，因為調出冀南表示歡送。我在去民政部的路上一再想，民政部怎么知道我這個一般干部？我從威縣輾轉幾天到平山縣孟堡村民政部駐地報到后才知道，張越同志擔任民政部秘書處長，是他提名經領導同意調我到秘書處擔任秘書。我和張越同志在大名市工作期間建立起革命的友誼，仍然同他在一起工作當然感到欣喜。我到民政部時正處于組建時期，從太行區調來的有劉敬修、李正等同志；從太岳區調來的有王維岳等同志；從晉察冀區調來的有馬志遠、李生民、韓英、劉正、劉振宇、李法莊等同志；從冀南區調來的除我和路遙同志外，還有隨張越一起來的楊清華同志；北平地下黨輸送來的進步青年有林準、魏敏、檀英、狄亞等同志。說話是不同的腔調，穿著是不同的服飾，卻走到一起來了，真可謂五湖四海。
正當民政部邊工作邊組建之際，傳來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特大喜訊。1948年12月下旬，人民解放軍連克新保安和張家口，殲滅傅作義的嫡系主力七萬余人。1949年1月14日，又全殲天津守敵十三萬人，活捉了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解放了天津。傅作義面對著如此嚴峻的軍事形勢，當解放軍迅速完成對北平的包圍部署后，加以我黨對傅作義的耐心工作，他終于順應民意，命令所部撤出城聽候改編。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共華北中央局，華北人民政府及其直屬機關相繼遷到北平。約于1949年2月間，民政部全體人員乘敞篷汽車由平山縣孟堡村移駐北平西郊民巷銀行工會。當時北平的特務機關有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二廳、華北剿總二處，加上閻錫山的特務系統以及北方各地逃到北平的國民黨特務組織計有八大系統、110個單位、8588人。他們看到大勢已去，提出了“應變”策略，全部隱蔽，“整退零進”，部署了“多層多線的潛伏網”。為了防止國民黨潛伏特務的破壞，領導上一再告誡我們要加強組織紀律，提高革命警惕，曾向我們約法三章：不要一人獨自外出；因公外出要請假，結伴同行必須在八時前返回；會客要登記一律在會客室……。銀行工會與天安門、中山公園、前門大街近在咫尺，對我們初進大城市的人來說，雖然吸引力很大，但都能按約法三章的要求身體力行。華北人民政府民政部長由副主席藍公武兼任，日常工作全由副部長雷任民負責。業務部門主要有優撫處、社會處、民政處、人事處、秘書處。秘書處當時有三個秘書：白建華同志主管機關行政事務；我和李生民同志處理來往文件。李生民同志山西省五臺縣人，大學生，文化水平高，負責文字工作當然能勝任，我則屬打鴨子上架，邊干邊學。民政部遷到北平后又先后兩批接收新人員：根據對舊人員實行包下來的政策，“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從北平市政府舊民政局接收過來的有鄭國柱、葉仲民等同志；從北平應屆大學畢業生接受過來一大批青年學生，我們一個處就有張春平、李景涵、李昭蘇、崔華本、尚贊勛、崔德身等。1949年3月5日至13日，黨中央在平山縣西柏坡舉行了七屆二中全會，這次極其重要會議的精神，對我們剛進入北平的部分干部，及時的進行了傳達。毛主席在報告中指出：“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戰。”并讓大家讀《甲申三百祭》一文，再三告誡我們不能像李自成進北京，一進城就變。由于中央向全黨敲起警鐘，當時大家都實行供給制，除吃飯分大、中、小灶外，其他生活待遇并沒有多大差別。雖然大家都過著清貧、儉樸的生活，但革命熱情很高，對名位觀念很淡薄。在同志之間、上下級之間，甚至干群之間的關系都較融洽、和諧。那時的風尚受人贊賞。
十三、在國家內務部
1949年春，我黨粉碎國民黨的“和平”攻勢后，人民解放軍從4月21日強渡長江至5月27日解放上海的渡江戰役中，計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南昌、九江、武漢等120余座城市。徹底粉碎了中外反動派“劃江而治”的陰謀后，解放軍繼續向西北、西南、東南、華南進軍的同時，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遷到北平，同紛紛到達北平的民主黨派人士和其他民主人士，成立了政治協商籌備會。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會議選舉了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并選出周恩來等56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正副主席及委員宣布就職。這一天，首都30萬人齊集天安門隆重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親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并向全中國全世界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謝老首任內務部長
中央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門，是以華北人民政府的有關部門為基礎組建起來的，不言而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后改為民政部）是以華北人民政府民政部為基礎組建起來的。組建起來的內務部由西郊民巷銀行工會遷至西皇城根一處王府內11月1日掛牌辦公。受全黨敬仰、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同志原任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長，這位革命長者首任內務部部長。武新宇、陳其瑗為副部長，以后副部長增加袁任遠、王子宜、王一夫。內務部組建初期只設處、科，時隔不久即改為司（局）、處。內務部辦公廳先后擔任主任、副主任的有雷任民、楊成森、甘重斗、李在藻等同志；在優撫局先后擔任局長、副局長的有李方遠、熊天荊、劉敬修、潘友歌、李法莊等同志；在社會司先后擔任司長、副司長的有紀剛、熊天荊、楊成森、陳傳綱、司枕亞、田祥亭、魏澤同等同志；在民政司擔任司長、副司長的有歐陽景榮、吳思宏、田祥亭等同志。內務部組建初期我由秘書處的秘書調社會處任科長，從1953年開始任救濟司副司長。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周恩來總理任命我為內務部救濟司副司長的通知書，我一直保存至今。根據當時規定每年逢“五一”、“十一”的慶?；顒?，我都到天安門觀禮臺參加觀禮。這是我在內務部工作十年間的主要人事安排。
謝覺哉這位革命老前輩是封建舊中國的最末一科秀才，但他早年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于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馬日事變”后的嚴重白色恐怖歲月里，他表現出共產黨人的大無畏的革命斗爭精神。1933年謝老由湘鄂蘇區調到中央蘇區，最初任毛澤東同志的秘書，后來擔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的秘書長。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他雖年已半百，但不避艱險，一往無前。1935年，紅軍到達陜北后，謝老歷任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內務部長、秘書長、司法部長、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審計委員會主席。“七七事變”后，謝老任黨中央駐蘭州八路軍辦事處代表，出色地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1939年后，曾任中央黨校副校長、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陜甘寧參議會副議長。就這樣一位老革命家在主持內務部工作的十年間，為新中國的政權建設、優待撫恤和社會福利等項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條例、辦法和規定，打下了堅實的工作基礎。我在謝老身邊工作十年，是我各方面長足進步的十年，也是我畢生難忘的十年。
不許餓死一個人
開國第一年就遇到嚴重的大水災。由于國民黨反動統治，河道年久失修；他們在潰退時又瘋狂地破壞；同時這年夏秋之間雨水過多，致使長江、淮河、漢水及河北省各河干支流多處都發生決口或漫溢。這一年全國受災面積12787萬畝，受災人口4555萬人，倒塌房屋234萬間，減產糧食114億斤。災情分布在16個?。▍^），498個縣（市）的部分地區，以河北、皖北、蘇北、山東、河南、平原這六省、區受水災嚴重外，遼西、江西、湖南、浙江、皖南、蘇南等省區也都發生不同程度的水災。謝老上任遇到第一件大事，就是如何戰勝這次大水災。當時，建國伊始，國家糧、錢都較緊張，謝老愁了好幾天，專去找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很重視，說救災問題就交給內務部主管吧！你們好好抓一下，困難是有的，但我們也總會有辦法。要發動群眾，生產自救，節約度荒，調劑有無，互相幫助。財政要拿出點錢來，搞點以工代賑和必要的救濟。當時，正當毛主席赴蘇訪問的前夕，謝老回來后，立即召開了部務會議、有關部門會議，隨即成立了中央救災委員會，董必武擔任主任，謝老擔任副主任。內務部代政務院起草于1949年12月19日正式發出《關于生產救災的指示》中指出：“必須引起各級人民政府及人民團體的高度重視，認識到生產救災是關系幾百萬人的生死問題，是新民主主義政權在災區鞏固存在的問題，是明年開展大生產運動、建設新中國的關鍵問題之一，決不可對這個問題采取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并決定立即抽派干部去災區查災。同時打電報給河北、河南、山東、平原等重災省的民政廳，要廳長馬上來京匯報災情。救災糧、款也一筆一筆撥下去。面對如此嚴重的大水災，謝老指出：“不許餓死一個人！”的動員號召。
當時我在社會處承擔著救災工作的具體工作，經常往謝老住房跑，謝老也三天兩頭的給我寫便條，指示我如何如何，很可惜這些珍貴的墨跡我全失落了。我跑遍了重災地區，深入了解受災的廣度和深度，一方面核實災情，另方面根據受災群眾的實際困難，初步提出需要中央支持的糧款各若干？我每逢到災區工作，都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在湖北省還把我視為中央人民政府派赴災區視察組的代表，讓我在全省災區農民代表會議上講話。當然我每次從災區回部都寫出書面報告上送領導和有關部門。我跟謝老幾次參加周恩來總理主持的政務會議，向政務院匯報災情并聆聽周總理和委員們對救災工作的指示。我主持編輯有《救災工作通訊》,每期都印發到各省民政部門，從而交流救災工作的經驗,并推動了救災工作。救災工作涉及各方面的政策，比如受災到什么程度算重災？受災到什么程度算輕災？我們同財政部、農業部共同制定了《計災規定》，同時也擬出了《受災農戶農業稅減免辦法》報送由政務院頒布施行。
災荒不只是蔣介石反動統治直接造成的，而且是封建階級長期統治的結果。因此，必須認識到和災荒作斗爭是長期的。天災幾乎是年年都有，只是遭災的地區不同、程度有輕有重、受災種類有別而已。從建國的1949年至1955年，全國成災面積和成災人口是這樣：
1949年成災面積12787萬畝，成災人口4555萬人；
1950年成災面積7063萬畝，成災人口3384萬人；
1951年成災面積5663萬畝，成災人口3034萬人；
1952年成災面積6649萬畝，成災人口2760萬人；
1953年成災面積9499萬畝，成災人口3435萬人；
1954年成災面積18151萬畝，成災人口6223萬人；
1955年成災面積11418萬畝，成災人口3622萬人。
根據救災工作的長期性和重要性，內務部增設救濟司，并從1953年初調我任救濟司副司長后，三天兩頭地往災區跑。有時同有關部門共同去；有時內務部單獨組成工作組去。1955年春荒嚴重時，我隨謝老到山東查看災情，聽了趙健民省長關于全省遭災情況的匯報后，便立即去惠民一帶重災地區察看災情。我隨謝老沿著黃河大堤，在烈日之下，行程360里，了解災情，慰問災民。天黑趕至專署后，我隨謝老又訪問了周圍受災群眾。有一天，正乘群眾吃午飯的時間，我和秘書跟謝老悄悄離開專署機關，走進一個受災群眾家里。這家大小七口人，正圍在一起吃飯，見人來不是當地干部，急忙將正吃的飯藏了起來。謝老拉住主人的手風趣地說：“我們還沒有吃飯哩，讓我們在你家吃一頓飯吧！”主人有點難為情，推托說飯不多，怕不夠吃，要另做點飯。謝老執意要同他們一起吃剛才做好的飯，主婦只好端上來。當謝老吃了幾口后感到這飯不是糧食做的，細細看了看，又詢問主人，才知道這飯是用棉花籽和紅苔面拌在一起做的，實在難以下咽，老大娘見謝老真的吃不下去，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兩個幾歲的小女孩也跟著哭了。謝老安慰他們說：困難是暫時的，黨和人民政府一定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臨別時，謝老要了一點剛才吃的飯，讓我包起來，帶回機關讓大家看?？偠灾?，我在內務部謝老身邊工作幾年，在生產救災工作中不僅增強了群眾觀點，而且進一步體驗到“上為中央分憂，下為群眾解愁”的內涵。
在1956年，我曾寫過三篇文章：《必須安排好鰥寡孤獨戶和殘廢軍人的生產和生活》，這篇文章作為《光明日報》1956年4月12日的社論發出?！蹲ゾo做好臺風災區善后工作》，這篇文章作為《光明日報》1956年8月14日的社論發出?！恫荒芎鲆曓r村副業生產》，1956年5月7日《人民日報》刊出。這都屬于農村救濟司的業務范圍和應當做好的工作。
封閉妓院
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194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彭真為北平市委書記，葉劍英為市委第一副書記、北平軍管會主任兼市長。并批準趙振聲即李葆華（第二書記）、劉仁、徐水、趙毅敏、潭政文、蕭明、王鶴峰、張秀巖、韓均等十一人組成市領導機構。1949年11月20日至22日，北京市第二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召開，大會以投票選舉的方式，選舉聶榮臻為市長，張友漁、吳晗為副市長，選舉羅瑞卿、薛子正、王文斌等10人為市府委員。就在這次人民代表會議上，一致通過了封閉全市妓院的決議。決議指出：“查妓院乃舊統治者和剝削者摧殘婦女精神與肉體、侮辱人格的獸性的野蠻制度的殘余，傳染梅毒淋病，危害國民健康極大。而妓院老板、領家和高利貸者，乃極端野蠻狠毒之封建余孽，茲特根據全市人民的意志，決定立即封閉一切妓院。”執行這一決議，以公安部門為主，各個部門配合，共集中了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解決這個社會問題，民政部門更應多擔責任，積極參與。市民政局社會處的同志全力以赴外，為了吸取經驗，在已經和將要解放的城市中推廣，當時內務部社會處也抽派我和檀英等人參加了這一工作。首先以開會為名，將妓院的老板、領家集中拘押起來。然后將集中的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組成27個行動小組，分乘37部汽車，分赴城區和郊區的妓院所在地，進入妓院后，將妓女、嫖客分別集中起來。令妓女收拾好自己的衣物，用汽車送往外二區韓家潭的婦女生產教養院；對嫖客逐一進行登記、審查、教育后釋放；對妓院中的茶房、伙計、跟媽也一一登記、審查、教育后取保釋放。這次人民代表會議22日結束的當天凌晨5時，全市224家妓院已全部封閉。
224家妓院共收容妓女1316人。封閉妓院是個突擊行動，但妓女的教育和處理必須作細致的思想工作。脫離苦海的妓女們在婦女生產教養院設立的八個教養所里接收教育和治療，同時安排她們學習文化和勞動技能。經過半年多的時間約于1950年6月末，開始分別不同的情況進行安置處理。在1316名妓女中有596人擇偶成婚；有379人由親屬領回；62人參加了劇團和醫務工作；8人被送往安老所；62人被查出是妓女兼領家分別進行處理；最后剩下209人無家可歸者，把她們全部安置到新生織布廠當了工人。
對老板、領家，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先后三次進行了處理：判處罪大惡極的老板、領家黃樹卿、黃宛氏死刑；其余分別判處有期徒刑、緩刑、罰金以及教育釋放。共沒收房產89處。北京市政府在成立之初，就果斷地封閉妓院，不僅得到全市人民的普遍歡迎，而且對全國新解放城市起了示范作用。
訪問南方革命老根據地
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派遣中央訪問團訪問各個革命根據地。謝覺哉部長為總團長，下設9個分團，共有8400多人。內有63個文工團和劇團，44個電影隊，5個幻燈隊，2個攝影隊，8個曲藝隊，50個醫療隊。內務部有不少人抽調參加了訪問團的工作，我便是其中的一個。“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據地訪問團”的748號肩章，我至今保留完好。7月29日，謝老率領中央訪問團到達漢口，在各分團即將分頭出發之前，謝老召集各分團團長及負責人會議，細心的講述了訪問團的宗旨、任務和工作方法。隨后，我跟謝老一起即同中央蘇區分團團長陳正人等到中央蘇區進行訪問。先后訪問了南昌、瑞金、長汀、寧都、興國等老根據地外，由我帶一訪問小組還訪問了贛南地區的信豐、定南、龍南。
訪問團抵達南昌后，謝老特意代表中央政府訪問方志敏烈士的母親方老太太。這位老媽媽當時已75歲，從一頭白發、全臉皺紋可以看出她遭受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磨難。她的家鄉戈陽湖壙村全村70多戶中，有50多戶被殺絕，她的丈夫、媳婦也先后遭了反動派的毒手。反動派說她是“土匪婆”，把家中一切都搶光了，她只得帶著小孩子逃到山上挖野菜度日。謝老親手將毛主席紀念章佩帶在這位革命老人的胸前，向她轉告毛主席對她的問候。我和在場的不少同志都激動地流下眼淚。
訪問團來到福建長汀時，謝老還找到了親自掩埋瞿秋白烈士遺體的張永福老人。在張永福指點下，謝老到了掩埋瞿秋白尸體的墳場查看，埋葬的尸體和衣物早已在土中腐爛，但瞿秋白就義時穿的那件紅軍上衣的紐扣卻完整的存在。而且還有一知情的羅仁發老人，也帶領謝老來到瞿秋白當時就義的刑場查看，羅仁發老人對謝老說：瞿秋白是怎樣走進刑場，怎樣坐在一塊石頭上，對行刑的人說：你打吧！總之，謝老這次訪問長汀這座山城，證實了瞿秋白就是犧牲在這里。謝老親手把烈士的遺骨裝在一個瓦罐里，帶回北京，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并立了墓碑。
我這次參加中央訪問團，跟隨謝老訪問革命老根據地，受到了極為生動而深刻的教育。中央蘇區的紅軍在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在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等人倉促決定紅軍突圍轉移，開始長征后，革命老根據地人民遭到反動派蔣介石以及惡霸、地主的種種災難。寧都被殺絕的就有8334戶；瑞金被殺12000多人；平江干部被殺14000多人，群眾被殺12萬人；有的全村不留一個人。新縣至麻城、羅田間八十里間的村莊全被燒光，造成無人區達六年之久。就是說老根據的人民群眾都對國民黨反動派懷有深仇大恨，所以對共產黨、毛主席都非常敬仰和愛戴。中央訪問團每到一地都宣讀《告老根據地人民書》，并贈送紀念章和毛主席題詞“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的錦旗。訪問團的文工團、劇團、曲藝團為群眾慰問演出，醫療隊走門串戶為群眾看病。所以中央訪問團走到那里都受到熱烈歡迎，歡迎的群眾中，不少人自帶干糧從幾十里以外趕來的。真是人群沸騰，都高呼：毛主席萬歲！歡迎中央訪問團的親人到來！瑞金舉行了空前規模的歡迎中央訪問團的盛會，謝老在大會上宣讀了《告老根據地人民書》、文工團、劇團演出了精彩的節目。當醫療隊的紅十字旗在樹上掛起，群眾就自發地圍攏起來，醫療隊的醫生們便親切細致地為群眾治病。訪問團在瑞金革命烈士紀念塔前，舉行了隆重的獻花儀式，緬懷烈士的功績。
“打虎”
1951年12月31日，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召開擴大會議，黨、政、軍、群處長以上的數百人參加了這次擴大會議。會上由薄一波、安子文同志宣布了中央限期發動“三反”（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斗爭的決定。1952年1月9日，政務院召開了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華北、北京、天津高級干部會議，薄一波同志在會上作了深入開展“三反”斗爭的動員報告。兩個會后，中央各單位雷厲風行的普遍行動起來。在“三反”運動開展起來后，主要是抓反對貪污。當時人們把貪污犯稱為“老虎”，因而“三反”運動有“打虎”之說。2月1日，北京市舉行了公審大會，最高人民法院對7名貪污犯進行審判：中國畜產公司業務處副處長薛昆山非法所得舊幣23億元判處死刑；中央公安部行政處科長宋德貴貪污舊幣6.4億元判處死刑；其他有3人判處有期徒刑；另有兩人因自動坦白而免予處分。由于中央機關帶了頭，“三反”運動在全國范圍就勢如破竹地開展起來了。
我自始至終的參加了“三反”這次極其重大的運動，受到深刻的教育。內務部是在部黨組統一領導下，以各業務司（局）為單位進行的。從內務部各業務司（局）來說，既不管錢又不管物，主要根據中央既定的方針政策而制定業務工作的條例、辦法、細則等。我們社會司用一張紙、一個信封都要到總務部門去領，花一元錢也要向總務部門報銷。雖然黨支部根據每個人的日常表現，再三摸底排隊、重點審查，反復號召大家檢舉、個人坦白交代，也只是揭發出一些浪費現象。不僅沒打出大“老虎”，連小“老虎”也沒有抓住。部里的“三反”初步告一階段后，便抽些干部組成幾個工作組，分趕到各地系統的事業單位檢查督導“打虎”運動去了。我帶一個工作組去上海一所教養院工作近兩個月。
在“三反”運動的高潮中，一度出現過斗爭擴大化的苗頭，但在運動后期的定案階段，毛主席曾指出：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所以最后定案還是作到了實事求是。全國縣級以上黨政機關犯有嚴重貪污行為，判處有期徒刑的有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的67人，判處死刑的42人，判處死緩的9人。1952年2月10日，在保定市公審處決劉青山、張子善大會。劉青山、張子善是中共天津市委前后兩任市委書記，而且都是抗日戰爭爆發以前入黨的老黨員，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曾經出生入死長期地奮斗過。然而在革命勝利后，進了大城市，他兩在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蝕下，利用職權，盜用公款舊幣171億元；勾結奸商，以49億元非法倒賣鋼材、木材，使國家蒙受21億元損失；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從事投機活動；盤剝興建水利的民工，將國家撥給民工的好糧換成壞糧并抬高賣價，從中漁利22億斤；腐化墮落，從盜竊國家資財中貪污、揮霍3.7億元，而且逃避罪責，拒不悔改，一次就焚毀單據300多張?？傊?，劉青山、張子善是經不起糖衣炮彈的攻擊，在糖彈面前打了敗仗的典型，處決這兩個人實為罪有應得。內務部上下人員都受到深刻的警示教育。
到中央黨校學習
我1956年9月抽調到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是在職輪訓性質。內務部與我同時抽調學習的還有優撫局長潘友哥。當時中央高級黨校設有研究班和普通班：省部級干部入研究班；我編入普通班23支部。支部書記是煙臺市委書記朱本正；和我住同屋的是浙江省團委書記宋宏；和我同一個小組的有詩人李季、國際聯絡部熊向暉等。使我一生難以忘懷的是，老戰友、同鄉、親如手足的張力耕也從廣東省監委抽調中央高級黨校同期學習，雖然沒有編入同一支部，但住處近在咫尺。每天晚飯后一起散步中談天說地無所不及，尤其回憶起戰爭年代的往事，卻歷歷在目。
我們這一期修業期限為一年，分兩個學期：第一學期自1956年9月1日至1957年1月23日；第二學期自1957年2月7日至同年7月15日。學習課程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黨的學說。學習方法以學習原著為主，自學為主?？炭嚆@研、獨立思考、敞開思想、開展討論。在學習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必要的輔導。必讀書目：在哲學方面有馬克思著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政治經濟學批判 序言》；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列寧著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毛主席著的《實踐論》、《矛盾論》等。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有馬克思著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導言》、《資本論》一卷和三卷的部分章節以及《哥達綱領批判》；列寧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毛主席著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在科學社會主義方面有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恩格斯著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著的《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國家與革命》；毛主席著的《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在黨的學說方面主要學習中共黨史。中央高級黨校在楊獻珍校長領導下有一個較強的教學班子。楊獻珍、艾思奇都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他們親自給我們講解哲學。楊獻珍的哲學講課初稿《什么是唯物主義》、艾思奇的《辨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都已經由高級黨校出版社出版發行。在聽取他們上述講課的過程中，根據教學計劃和要求，同時精讀指定的經典原著。沒有名家的講解輔導，讀經典原著確有不少困難。但通過名家的講解輔導，讀經典原著是能夠讀進去的，也是學到了“老根”。郭大力是《資本論》的翻譯人，他給我們講解《資本論》。而且從第一卷的幾篇序文和跋文講起，然后按原書順序把難讀的章節都進行了詳盡的輔導。郭大力給我們講解的速記稿《關于馬克思的“資本論”》，高級黨校出版社也早已出版發行。三大卷《資本論》我認真的通讀過，書中留有圈圈點點的標記，但我對《資本論》這部偉大著作的理解至今仍很膚淺。
1957年5月1日，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準備，《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整黨運動的指示》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了。指示指出：“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從革命的時期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但是，黨內有許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這種新情況和黨的新任務。同時，又因為黨已經在全國范圍內處在執政的地位，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有許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單純行政命令的辦法去處理問題，而有一部分立場不堅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舊社會國民黨作風的殘余，形成一種特權思想，甚至用打擊、壓迫的方法對待群眾。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改造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4月30日，即這一指示發表前一天，毛主席和中央主要負責同志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向他們講了我黨的整黨問題，表示熱誠歡迎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黨。毛主席說：“整黨總的題目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揭露出來的矛盾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得不到解決。”“非黨員自愿參加，自由退出。”按照這樣得部署，整黨運動便自上而下地在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人民團體中開展起來。中央黨校學員的理論學習也毫無例外停了下來，轉入整黨運動。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么？》的社論，其實早在5月中旬毛主席就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最初中央發動全黨整黨的目的和動機是很明確的，就是為了改進我們黨執政后部分黨員干部思想作風中出現的新問題，這是抓住了在大變動年代加強黨的建設的根本。在整黨運動開展起來之后，黨內外的廣大干部和群眾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政干部的思想作風提出了大量的批評和建議，不管如何尖銳，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的批評占90%以上。但是，在整黨過程中，出現了復雜的情況。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新生的社會制度乘機發動進攻。他們把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公然提出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要求“輪流坐莊”。他們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抹殺社會主義改選和建設的成績。把人民民主專政制度說成是產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等等。這一情況的發生就加劇了全國性的政治緊張空氣和不穩定狀態?！哆@是為什么？》社論的發表，就是由黨內整黨轉向反擊右派的變化。既在黨內，又在黨外，在全國范圍一場急風暴雨群眾性的反右派運動猛烈地開展起來。中央高級黨校的學員來自五湖四海，過去都不在一起工作，互不相識。整黨運動開展后對黨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這些批評意見肯定有正確的，也難免有片面性，即便是尖銳逆耳甚至錯誤的批評意見，但也不能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因為學員們都是黨的高級干部，受過黨長期的培養教育，一般都經過戰火的鍛煉和考驗。但由于當時對階級斗爭和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在我們這期學員中也劃了一些右派，幾乎各支部都有。老戰友、同鄉、親如手足的張力耕同志據說也說過“錯話”。中央黨校校部的反右派斗爭更是如火如荼，哲學教員孫定國在運動中自殺而亡。
總之，我這次在中央高級黨校學習不到一年的時間：前一階段學習理論；后一階段參加整黨和反右派。學習結束時給我頒發了《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畢業證書》，證書是01887號，證書上寫：“司枕亞同志，自1956年9月至1957年7月在本校普通班學習期滿，準予畢業。”畢業回到內務部后我寫了兩篇心得：一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是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理論基礎》，這篇文稿刊載1957年《內務部通訊》第3期。另一篇是《學習列寧的教導，加強救災工作》，這篇文稿刊載1958年上海出版的《法學》第6期。
赴朝慰問志愿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軍和蘇軍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分別接受日軍投降，從而形成朝鮮南北兩個政治不同的國家。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朝鮮人民軍迅速打過三八線，三天后便解放了漢城。6月27日，杜魯門宣布武裝援助李承晚，不僅派第七艦隊開入臺灣海峽，而且美軍直接參加了地面作戰。9月15日拂曉5時，麥克阿瑟親自指揮美海陸空7萬余兵力，在200多只艦艇和500多架飛機的掩護下，開始在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被迫向北撤退。9月26日，美軍攻占漢城后，悍然越過三八線，大舉進攻朝鮮北方，戰火向我國東北邊境蔓延。我黨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1950年10月19日黃昏，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并肩作戰，英勇殺敵，兩年多的時間中，共殲敵95萬人，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迫使美國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戰協議上簽字。這場戰爭終于以中朝軍隊和人民的勝利而結束，打破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
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得到國內人民的熱烈擁護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援，并曾幾次組成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慰問中國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1958年初，國務院決定：組織最后一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倛F長由內務部副部長王一夫擔任，總副團長有榮毅仁（全國工商聯副主委、上海副市長）、吳濤（總參謀部政治部主任）、彭思明（北京市工會副主席）、佟英（中央團校副校長）、張里夫（女，全國婦聯書記處辦公室副主任）共五人擔任?？倛F秘書長由吳濤兼，我擔任總團副秘書長。為了入朝后劃分地區活動，在總團統一領導下又劃分五個分團。我負責副秘書長工作外還兼任第五分團團長。從黨內來說我是總團黨組成員還兼任第五分團支部書記。這次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由政府、工人、農民、青年、婦女、文聯、工商聯、解放軍及烈軍屬等各屆代表約70人組成。隨慰問團赴朝參加慰問演出的文藝團體有：總政話劇團53人；總政技藝隊42人；海軍文工團101人；空軍文工團101人；北京青年京劇團56人；天津京劇團73人；石家莊市絲弦劇團39人；北京市評劇團38人。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于1958年2月5日組成，11日離京赴朝，13日抵達朝鮮境內后，走訪朝方的道、市、郡近40個單位，與朝鮮政府和各界人民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在朝舉行慰問大會107次，慰問演出540場，觀眾達93740多人。其中為朝方演出264場，觀眾661000多人；為志愿軍演出276場，觀眾275000多人。慰問團為朝方的共和國英雄、各種模范及各界代表人物舉行座談66次；為志愿軍介紹祖國大好形勢的報告會127次。還祭掃朝方烈士墓22座；志愿軍烈士墓40座。
毛岸英與劉松林剛結婚不久，就到朝鮮擔任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的機要秘書兼俄語翻譯僅僅34天，于1950年11月25日就遇敵機轟炸而犧牲了，在他28歲短暫的生命畫上了句號。大家在為毛岸英墓祭掃時心情尤為沉痛。樸在根烈士的妻子李玉善、志愿軍媽媽咸在福等著名人物，我們都一一進行慰問。慰問團還深入上甘嶺、丁字山、1211高地、馬良山、鷹峰、高城等陣地以及海島、工地、伙房、病房進行了小型的慰問活動。還為戰士縫補、拆洗衣服，并參加植樹、修水利等等活動。
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于1958年4月5日返回北京，在朝慰問活動長達50余天。這是我惟一的一次出國活動。出國前的組團、入朝后的慰問，返京后的總結，我作為副秘書長來說，不僅都得過問，而且多要動手。因為總團長是內務部王一夫副部長擔任，秘書長是軍隊一位負責同志兼任，當然我要多做具體工作。通過這次慰問活動，由于方方面面接觸廣泛，我得到進一步鍛煉，也更加增長了見識。
十四、在貴州省民政廳
1958年秋某一天，內務部常務副部長、部黨組副書記王子宜找我談話說：“要加強貴州、福建兩省民政廳的工作，決定從內務部抽調你去擔任副廳長，你愿去那個省都可以。”我有什么話可說呢？！當然我不愿離開北京，也不愿離開現在的崗位。但領導上已經決定了，我能不服從么？！在思想沒想通的情況下，就乘火車去了貴州。
貴州的山山水水是美麗的，有三千多萬勤勞的人民，是我國多民族的省份之一，這里的苗、布依、侗、瑤等少數民族都創造了燦爛的文化。但是由于舊社會的反動長期統治，工業基礎很差，農業生產落后，交通也相當閉塞。1949年冬，貴州全省解放后，各級的領導班子，多是跟隨向大西南進軍的冀魯豫地方干部為骨干組建起來的。經過近10年的工作，基礎建設和工農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同其他兄弟省相比仍然落后。
民政廳的廳長是李俠公，省民革的負責人之一。他幾乎不來辦公室上班，根本不過問業務。廳黨組書記是省軍區副參謀長王根培兼任，他很少來廳上班，也不熟悉業務工作。我到民政廳后擔任黨組副書記、副廳長，感到工作難作，因為從組織觀念來說上面有兩個頭頭，他們過問不過問業務工作是另個問題，但我也不該越俎代庖包攬太多。除我外原來還有兩個副廳長：張子清和明子善。我采取的態度是這樣：遇有方針、政策性的大問題就到軍區王根培同志處共同商討，凡日常業務性的工作，我們在機關的副廳長、處長就商量著辦，決不拖延時間而影響工作運轉。我特別愿到下邊跑跑、看看，盡可能多了解一些民政工作的情況和問題。全省有3個自治州、4個地區所轄的70多個縣中，我到過一半還多。尤其對敬老院、兒童福利院、麻風病院等，我每到一地必去調研。我在下邊了解的情況和問題，幾次擬就廳發文件寄回機關處置。
1958年是三年“大躍進”的頭一年，而這年的“大躍進”又是先從農業開始發動起來的。這一時期我每逢下縣工作到處看到大興水利、深耕換土、合理密植、農具改革的熱潮。工業“大躍進”的發動，在“以鋼為鋼”帶動一切的指導方針下，為完成鋼產量的高指標，在全黨全民大辦鋼鐵，大搞群眾運動的號召下，我們民政廳同其他機關、團體一樣，也抽出一部分干部在貴陽市郊，建立起以手工操作、土法生產的小高爐。這時我只能兩邊跑，有時在廳機關抓抓業務；有時去到小高爐煉鋼鐵。當然這類小高爐生產的鐵合格率很低，含硫量過高，甚至成了鐵疙瘩即“燒結鐵”?？偟恼f來，人力、物力投入很大，效益很低，得不償失。
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在9月10日公開發表的同時，《人民日報》發表了《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來》的社論。這時，一個大辦人民公社的全民運動，迅速在全國農村廣泛開展起來。到9月29日止，全國農村已基本實現了公社化。原來70多萬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就由2萬多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代替。人民公社建立初期，采用河北省徐水縣的經驗：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一哄而起地舉辦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幸福院等集體福利事業。 至1959年4月，貴州全省已經建立了公共食堂十一萬多個，99%以上的農民參加了公共食堂；建立了托兒所、幼兒園九萬多個，入所入園的兒童一百八十多萬；建立了敬老院三千多所，入院的老人達八萬多。與此同時，許多公社還建立了保健站、婦產院、縫衣組、洗澡塘、理發室等。面對著當時這一形勢，貴州省委決定：在省委直接領導下，成立生活福利委員會，主管農村生活福利事業，并委任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張軍直、省婦聯主任王鴻志、民政廳副廳長司枕亞分別擔任主任和副主任。我們三人雖然都是兼職，但生活福利委員會的工作指定我主要負責。生活福利委員會的辦公地址設在省婦聯，由省委組織部抽調10多名干部組成了一個辦事機構。從此我的主要精力就放在農村生活福利這方面來了。當時我的工作積極性很高，認為家務勞動社會化，在農村大辦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敬老院，是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途徑，感到共產主義的實現已不是什么遙遠的將來了。但每次到下面調研，都發現問題成堆。舉辦集體福利事業，就不能不平調社員的房屋、糧食、蔬菜以及炊具、家具、用具，這種“共產風”，引起社員的不滿和不安。在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干不干都吃飯，嚴重挫傷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我在獨山縣一個公社還了解到為了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這個公社采用團、營、連、排、班的建制，把男性、女性分別集中住，實行星期六制度。
十五、在遵義縣
1958年以大煉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為標志的“大躍進”高潮中,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普遍而嚴重地泛濫起來，造成從1959年到1961年三年最困難時期，導致人民吃穿用狀況惡化。由于糧食減產，食物缺乏，營養不良，人民群眾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因饑饉死亡也到處發生。貴州省餓死約一百多萬人。1960年11月15日至23日，國家計委在北京召開全國計劃會議，初步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傳達中央關于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為了認真貫徹“八字方針” 的決定，中央組織部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于12月3日發出《關于從中央一級機關抽調干部下放農村基層的通知》，決定抽調一萬名干部到社隊工作，為期兩年，爭取豐收。貴州省委遵照這一精神也從省級機關抽調許多干部下放到基層工作。遵義縣是世界名城，紅軍在長征途中于1935年1月7日攻克了遵義縣城，并于1月15日至17日在城內召開了政治擴大會議，確定了以毛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但在三年困難時期，遵義是貴州省的重災地區，遵義地區因饑饉而死亡的約三十多萬人，其中遵義縣因饑饉而死亡的即達十萬多人。當時人人骨瘦如柴，一派凄涼景象。省委抽調省文化局副局長張世珠同志到遵義縣擔任縣委書記，抽調省人民銀行副行長明躍中同志擔任副書記。當時遵義縣長是當地苗族熊天貴同志，約于1962年底，我也由民政廳下放到遵義縣擔任副縣長。我本來是作救災工作的，在內務部救濟司工作時，人們帶開玩笑地說我是“救災專家”。其實我到遵義縣工作的當年農業是個好收成，人民饑饉狀況已大有好轉。應該說張世珠、明躍中同志在扭轉困難局面中起了大作用，我到遵義縣遲一步，并沒起到多少作用。
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后，毛主席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初決定在農村以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在城市以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簡稱“五反”。后來決定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律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通稱“四清”。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于目前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把它稱為《前十條》，同年11月14日又發出《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后來稱為《后十條》。中央各機關抽調上萬干部，組成工作隊分別到各省，加上各省、地、縣抽調的干部，全國共有一百五六十萬干部，實行大兵團作戰的辦法，到縣去搞“四清”。錢瑛同志是帶隊到貴州省“四清”工作團的總負責人，到遵義縣“四清”分團是勞動部的干部為主組成的，負責人是勞動部的章萍局長。當時，貴州省委認為全省有一半以上地區民主革命不徹底，需要重新劃分階級，并且審查社員成分，清洗一切混入的敵人，甚至提出重新成立人民公社。對于清查出來的地主、富農，其房屋、家具依法沒收，債務一律廢除，有破壞活動的應老賬、新賬一齊算。
我調離內務部不久，謝覺哉部長就調任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長，錢瑛同志接任內務部長。我沒有離開民政廳時，幾乎每年到京參加內務部召開的民政會議，所以同錢瑛部長早有接觸。特別1959年冬整黨反右時，部黨組召開擴大會議揭發批判王子宜、李在藻等人時，通知我回部參加了這個會，而且錢瑛部長在家便宴招待了我。當我聽到中央“四清”工作團在錢瑛率領下到達貴陽后，我專程看望了這位老大姐。來遵義縣的“四清”分團一聽到我從內務部調貴州工作不久，而且同錢瑛部長相識，就一再到宿舍找我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當談到對縣委領導的看法時，我表示：以張世珠同志為核心的一班人是團結的，有能力也有戰斗力，在克服三年大躍進造成三年大困難的過程中，認真貫徹“八字方針”，取得很大成績。農業連續兩年獲得好收成，人民的苦難生活業已基本結束。張世珠同志已完成省委下放到遵義縣的任務和要求，已調回省委任宣傳部副部長并兼任省文化局長。明躍中同志也將回省人民銀行擔任原工作。如果把遵義縣看成一個根子不正（依靠貧農、下中農、團結中農）、兩個不徹底（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關沒有把好（肅反、審干、清理中內層）就必然會形成“洪洞縣內無好人”，難以做到團結干部的絕大多數。
在“四清”運動中，階級斗爭這根弦崩得很緊，我這些直言工作團不可能聽進去。仍然把已經調回省的張世珠同志叫回來，他在大揭縣委右傾蓋子的三級干部大會上“認罪”檢查說：農村單干風嚴重，副業大部分是單干；山林被個人侵占、砍伐嚴重；在分配政策上沒有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系；對初級市場沒有管好，讓它自由泛濫；組織不純，在干部使用上有不問政治的傾向；對敵人破壞打擊不力?？傊?，縣委本身存在嚴重右傾思想。張世珠同志雖然引火燒身，作了比較深刻、誠懇的檢查，但仍然大會揭、小會批，在“四清”工作團的壓力下，上綱上線，提高調子，火上加油。對縣委常委采取人人過關的辦法，都批判了一遍。明躍中同志待人既熱情又耿直，對工作團給他的“四清”結論不大同意，他叫章萍給說清楚，說不清楚不能撤離。工作團對我沒有抓住不放，一來我不是縣委主要負責人，二來我來縣時間不長。
我在遵義縣工作時間雖然僅僅一年多，但受到革命的傳統教育卻極為深刻。1935年初，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四渡赤水河，三進三出遵義縣。在縣境活動44天，全縣18個區都留下了紅軍的足跡。紅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在遵義縣逗留的時間最長，活動的范圍最廣，到處播下革命的火種。不僅領導貧困農民打土豪分田地，而且建立基層政權、各種群眾組織和武裝游擊隊50多處。遺留民間的珍貴文物也很多：三合區刀靶鄉青杠埡村一農民至今精心保存著幾張蘇維埃紙幣，建國后，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收兌，而這一農民愿作紀念，沒有兌換。中央紅軍強度烏江后，三軍團迅速進駐懶板凳至鴨溪一線。有一紅軍青年醫生借宿在八里鄉街上中醫師李煥亭開設的中藥鋪內，當紅軍醫生奉命離開八里鄉前夕，把長征出發時一直帶在身邊的一本《內科學》贈送李醫師。這是紅軍衛生學校在中共蘇區時編印的教學用書。李醫師已將《內科學》這本書捐獻國家紀念館。紅軍戰士還留給泗渡鄉黃坤山一個白色搪瓷桶；留給蓮花池鄉茍家一個銅盆；留給泗渡鄉涼風村農民周興安一個馬燈……。遵義會議紀念館更是成了一所中外聞名的教育基地。為紀念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謳歌婁山關戰斗的勝利，頌揚工農紅軍的英雄業績，貴州省委在關口豎碑刻石，將毛主席手書《憶秦娥·婁山關》詞章長留關上，供千秋瞻仰?？傊?，遵義縣是以史育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大學校，我在這里工作一段獲益匪淺。
十六、在綏中縣
貴州省因地面崎嶇、陰雨天多，故有“地無三里平、天無三日晴”之說。我這個北方人到貴州后一直不習慣這里的生活。尤其家屬又先調回北京走了，把我一人留下，使我更不安心在這里過著孤獨的生活。所以當三年困難時期已經度過，眼看著張世珠同志已調回省，明躍中同志也將調回省，我就一心想調回北京。當時要實現這一愿望，真是千難萬難。最后組織上答應我，由遵義縣調到遼寧省距北京最近的綏中縣仍然擔任副縣長。雖然沒有恢復我原職工作，也算回到了北方，離北京這個家也近在咫尺。只好先走這一步了。所以于1965年春，我的工作就調綏中縣任副縣長。
綏中縣位于山海關外遼西走廊上，是自古以來兵家必爭之地，至今多處留存古煙火臺?？h城西北丘陵山區盛產蘋果、白梨；城西南有百余里的沿海岸線，漁業發達。中部平原糧食作物為高粱、玉米、大豆、薯類、土豆；經濟作物花生、棉花也不少。按自然條件說綏中縣糧食、海產、水果、花生樣樣都多，是個物產豐富的好縣，但水利條件較差，旱情經常發生。
我到綏中縣時間不長，還沒有做多少工作，可以說屁股還沒有坐穩，以錦州市副市長楊輝帶隊的“四清”工作團又來了。這個楊輝據說是省里那個單位的一個處長，剛提拔為錦州副市長，既無水平，又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來綏中縣后根本不深入了解下面的復雜情況和人際關系，就匆忙召開常委會，解決縣領導核心的“四不清”問題?？h委常委包括縣委書記栗寶善，副書記楊秀田、何風池、王瑞令，組織部長王志新，宣傳部長姚玉林，縣長楊楓，副縣長張文方、王國治，農機局長胡金奎。我這個副縣長并沒有經過縣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是否算縣委常委？也沒有經過縣黨員代表大會選舉。但這個常委會一直讓我參加?？h委常委上述成員，除栗寶善同志是由山西太行山抽調支援來東北的干部外，我當然也是個新來的外地干部，而且在遵義縣已經過“四清”。常委其他成員多是本地人，他們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系。召開這樣的常委會，讓大家相互揭發“四不清”問題，口頭上說是群眾路線，大放大鳴。實際上揭發的矛頭是指向外來干部，因為本地干部之間誰也不愿結下仇恨。我來綏中縣工作不久，現在的常委并不了解我這個人，但常委相互之間揭發問題，卻偏重我和栗寶善。面對這一情況，真使人不可思議。我一方面感到常委在干部問題上不是搞的五湖四海，而是本地干部搞山頭、搞小圈子。另方面我堅信我自己，沒有做過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的事，并不怕他們揭發我。
1965年11月10日，上?！段膮R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導火線。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陳伯達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這一天已被人們公認為“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這時各地的“四清”運動已無法進行下去，實際上“四清”運動從1965年下半年開始也就不了了之。當時遼寧省有40%的縣開展了“四清”運動，但多是半途而止。綏中縣只召開了常委會也沒有普及到面上。
《五·一六通知》提出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8月18日，首都舉行大規模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主席從這一天至11月底連續八次接見紅衛兵1100萬人。在“造反有理”、“踢開黨委鬧革命”、“大破四舊”、“大亂大治”等等呼聲中，年輕幼稚的紅衛兵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慫恿煽動下，走向社會進行“革命大串連”沖擊各個方面，鬧得天翻地覆。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的領導干部遭到大抄家、大揪斗的局面又進一步升級，到了失控的程度。致使大批領導干部被迫害倒臺，身陷囹圄，甚至遭毒打致死。造反派組織之間的派性、武斗、爭權、奪位也愈演愈烈。上海的“一月風暴”以后，全國上下掀起了奪權運動的高潮。6月6日，長沙發生了震驚湖南的武斗流血事件。隨后武漢爆發了“百萬雄師”和“工人總部”激烈斗爭的“七二0事件”，竟然要“揪斗軍內的一小撮”。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綏中縣的造反組織也分為兩大派：“綏聯”主要是由機關干部組成的；“831”是由極少數干部和工人組成的?？h內由于沒有大專院校，而沒有“紅衛兵”組織，學生也基本沒有介入運動。軍隊是支持“綏聯”的，“831”內混入一些打砸搶分子?！段?middot;一六通知》發出后，特別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發出后，“綏聯”根據前期縣常委會在“四清”運動中揭發的基礎上，側重深入揭發栗寶善和我的問題，還以“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召開大會批斗我，讓我低頭彎腰，認罪交代。周圍群眾不明真象，只是亂吼亂叫。我這個副縣長從此就倒臺了，整天在一間居室的家里寫認罪書。1967年初某一天的上午，“831”派的五、六人，突然把我從家揪走了。把我帶到火車站對面的一座破廟里，這里就是“831”造反派的司令部。當晚他們一伙人“審問”了我，一個人坐在屋當中，面前放了一張桌子，兩側站立著幾個人。這個不是法庭的“法庭”還真有點嚇人，因為這伙人什么名堂都可能做出來。
“你在歷史上是否有對毛主席不忠之處？現在給你一個坦白的機會”。坐在屋當中那個人逼問我。
“說！快如實回答”。兩側站立的人吼叫著說。
“沒有，有檔案可查”。我說這句話后，感到后悔，不該叫這伙人去翻檔案。當然管檔案的干部也不一定允許他們去看。
“你認識李慧之么？”坐在屋當中的那個人進一步追問。
“認識，這是個壞人，在抗日戰爭期間曾當過日本特務”我答。
“你同他有什么關系？有沒有來往？”他又逼問。
“李慧之同我二哥司景周是在第七師范讀書時的同學，在大名城內兩家住的也很近。我知道這個人，但我同他沒有什么關系，更談不上什么來往”。我如實的這樣答。
“拍拍……拍拍……”我說這話剛落音，“831”派的壞頭頭李春明走進屋來連打我幾個耳光，他是縣水利局的一般干部，曾帶人向部隊哨兵奪過槍，兇得很，這個家伙一向不干好事。他打我耳光而打在左耳上，當時我頭暈目眩，天地旋轉，爬在地上，問我什么都沒法回答了，這次“審問”不得不結束。
從此以后，“831”造反派就以叛徒、特務的罪名到處游斗我。給我帶上大牌子，水筆大楷寫著：叛徒特務司枕亞，在姓名上還打上紅色大×。在綏中縣城坐在牛車上游斗過丁字街；在小莊子公社小學里斗過一次；在荒地公社一個集日上游斗過……。在游斗過程中抄了我家，拿走了過去的十多張照片和幾個筆記本。從揪我到司令部后，一直不允許回家。吃飯家人送，晚上和李春明等同睡一個大炕上。這個壞頭頭親自看管我，白天還好些，夜間真令人膽驚害怕。在當時草菅人命的混亂年代，害死一個人可算不了什么。每天晚上我蓋著一個破皮大衣和衣而眠，加上左耳聽力下降，經常耳鳴，又不應允我外出治療，可以說沒有睡過一夜好覺。
在某一天上午，只有李春明一個人看守我，我向他說：“我有些話，很想對你說說。”
“有什么話，你說吧”。李春明回答我。
“我1937年9月參加革命以來，從未間斷過一天，尤其在抗日戰爭的八年中，我沒有被捕過，沒有被俘過，沒有妥協回過家，我可沒有條件當叛徒呀！1940年2月10日是大年初三，我母親遭日本特務殺害；1942年5、6月間，我二哥司宗文在太行山十字嶺反掃蕩戰斗中殉國；1945年5月14日，盤踞大名古城的日本軍向安陽逃竄，就在大名古城解放的前夕，我弟弟司宗賢又遭敵偽殺害。我若是給日本軍隊充當特務，能遭這些橫禍么？！”
“拍拍……拍拍……”我說這些話，看來李春明早不耐煩了，不等我再說，便拿起一根小鐵棍又打起我來。
“我最清楚我自己，這些真情實話，望你們認真調查”。他邊打，我邊說。因為什么叛徒、特務，這些信口雌黃、子虛烏有的說法太令人蹺蹊。
“831”派多次游斗我，多次毒打我，我始終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對待，在相持一段時間后讓我回家了。謊言說多次就會有人信以為真。這時“綏聯”派對我是否存在叛徒、特務的問題，也采取半信半疑的態度。他們成立了司枕亞專案組，配備專人，到各地找我過去的戰友，到故鄉找我的親朋去調查。調查的范圍相當廣泛，耗時幾年，旅費多萬。在這期間我的生活也相對穩定多了。
綏中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以來，揪出來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約30人左右。對他們在審查期間，尚未解放，也沒有落實是什么性質的問題之先，領導上都作了臨時性的安排。我先到小莊子公社打雀大隊當了毛主席思想宣傳員，蹲點半年有余。后來又到前所公社大柳大隊宣傳毛澤東思想，并帶領群眾治理窮山惡水，把大隊幾個村莊的丘陵地區種上了不少蘋果樹。待第一年結果豐收后，群眾還給我送來大蘋果。后來把分散安排和在家沒有安排的人們都集中到縣農場去勞動，對農作物的播種、管理、收割各個環節上，在農場工人師傅的指點帶動下，我學到不少知識和技能。農場的耕地就在軍用飛機場附近，在飛機跑道兩側生長著茂密的野草，農場領導也分配我在這里先放牛、后又放羊。每逢放牛我都帶上糞箕子和糞叉，把牛排放的糞便都背回來倒在糞坑里。農場還有個養豬場，還分配我喂過豬。農場在馬夾河村有個大蘋果園，由于果園工人師傅只有十多人，工作量很大，就把我們20多人又集中轉移到蘋果園勞動了。在這期間我學會了如何給果樹施肥，但始終沒有學會剪枝。我們到蘋果園后主要勞動是看果、摘果、選果、包裝。我是個“三門”干部：出了“家門”，進了“校門”；出了“校門”，進了“革命門”。這幾年雖然處于極端痛苦的逆境中，卻給我補上一次不可缺少的勞動課。
1976年10月6日，一舉粉碎“四人幫”的特大喜訊傳開后，真是大得黨心和民心。10月21日，北京市150萬人民群眾舉行了聲勢浩大、興奮歡騰的盛大游行。粉碎“四人幫”標志著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終告結束。12月10日，胡耀邦同志正式擔任中央組織部長，他一上任就迅速展開了揭批“四人幫”的清查運動，因為只有把“四人幫”幫派的所有爪牙徹底清除，徹底砸爛，才能從根本上粉碎他們的社會基礎。與此同時，胡耀邦同志狠抓了解放干部，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平反并糾正1966年以來由于“四人幫”造成的冤假錯案。正是在這一形勢下，1977年春，專案組的郭××找到我，對我正式說：“文化大革命”開始后“831”李春明一伙人，到處挖掘你的材料和問題，曾找到當過日本特務的李慧之。在他們刑訊逼迫下，李慧之說你1941年春，進了日本侵占的大名城里找到他，由他介紹你當了日本特務，隨即又派你返回根據地。這就是“831”派說你是叛徒、特務的由來。對這個大是大非問題，我們“綏聯”進行長時認真的調查，李慧之說你1941年春叛變進了大名城，這個時間你同劉今生等同志正在冀南干校學習。干校在威縣一帶游動，距大名城足有二、三百里之遙，中間有二、三道敵占公路和封鎖溝，你沒有也根本不可能回大名。我們也找到了李慧之，說他在受刑中被逼胡說的，實在對不起司枕亞?，F在可以肯定地說：你這個叛徒、特務問題并不存在，從現在起你就算解放了。
人，一生有幾個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十年，正是我身體健壯、精力充沛的十年，可是我就是在批斗、挨打、勞動中度過的，失去了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的大好時光?；仨?，哪能不縈繞于懷！尤其打得我左耳失聽，影響右耳聽力也嚴重下降，幾次拒絕我到北京就醫，由于失去有效期的治療，而形成終生殘疾，更加重了我刻骨銘心的記憶。但是我沒有什么抱怨，因為黨和國家那么多領導人，都遭到殘酷的人身摧殘，身陷囹圄，甚至由于迫害而含冤離開了人世。在我的老戰友中，可以說沒有不受沖擊的，境遇比我更糟、更慘的也不是少數。以縣委書記栗寶善而論，他是太行山老區黎城縣人，農民出身。對黨忠誠，工作積極，待人誠懇。就這樣一個好同志在多次批斗中屢受折磨而死去。我每逢想起這些，心緒就平靜下來，而無怨無恨了。十年“文革”這場浩劫結束后得知“831”派的壞頭頭李明春是個日本人，他對中國人不可能不抱有民族仇恨。他怎樣混進縣水利局？詳情我不去過問，只憑他在“文革”中表現，我認為應該算是“四人幫”的小爪牙。
十七、在遼寧省
粉碎“四人幫”后，在落實老干部政策過程中，任仲夷同志任遼寧省委書記；陳璞如同志任省委副書記、省長；張新村同志任省委副書記……。任仲夷同志是我1941年在冀南干部學校學習時的校長；陳璞如同志1958年在貴州省任省委常委、副省長時，我任民政廳副廳長；張新村同志1948年在臨清專區元朝縣任縣委書記時，我任專署辦公室主任。過去我同他們都有些接觸和來往。關于我的工作安排很想找他們面談之先，我專程去了一趟貴州。找到當時的省委組織部長張化友同志，當向他談及我的工作安排時，他肯定地說：“我們馬上給遼寧省委組織部去函，說明你應按省廳級干部安排，不應再在縣安排。”還說：“此函你不便攜帶，由我們及早直接郵出”。得到這個圓滿的答復，達到了我來貴州的目的和要求。
給我落實了政策
武漢有我過去不少的老戰友在這里工作，很想乘機見上一面，所以在北返途中的武漢下了火車。先找到省民政廳辦公室主任狄亞同志，讓我在他家住下，在憑票供應情況下，買來豬肉熱情招待。在狄亞同志陪伴下，又見到曾在貴州民政廳任副廳長的明子善同志。分別多年，彼此間特別在“文革”中的遭遇，說起來沒完沒了。由于我關切著自己工作的安排和落實，在武漢工作的同鄉、戰友田英、李文明、李方炎、宋林波等同志，我來不及一一面敘了，就乘上直達沈陽的北上火車。
“還記得我么？陳省長！”我到沈陽后先找到陳璞如省長這樣問。
“你怎么在這里??？久不見面了。”陳璞如同志山東博興縣人，是1932年4月參加共產黨的老黨員。一見我便熱情這樣問。我怎樣從貴州省民政廳調到遵義縣，怎樣從貴州省遵義縣調到遼寧省綏中縣，“文革”中在綏中縣的遭遇，以及到貴州見到張化友部長的情況，一一向陳說了一遍。
“你還愿意在錦州市工作么？我剛從錦州市工作回來，如果你仍愿意在那里工作，可從縣調到市委，市委尚缺一政法書記。這是我個人的想法，有待常委討論才能定下來。”陳一向坦率誠懇，又這樣直截了當的問我。
“再不想在錦州市工作了，還是在省機關安排吧！”我考慮片刻后這樣答。
“我們再研究一下，你暫回綏中縣等待吧。”陳說這話時，適逢王光中副省長又進來，留我同他倆同吃午飯后。在返綏中縣途中，欣喜之情，難以言表。
1977年春，接到調我到遼寧省人民政府（當時叫省革命委員會）辦公廳任第一副主任的調令。這一消息在綏中縣傳開后，由于人們多不了解我的歷史情況，認為我在綏中縣受了大罪，而離開綏中縣卻升了“大官”?？h委書記栗寶善含冤去世后，王瑞令鉆營當上了縣委書記。這個人黨性不純、品質欠佳，原安排他是副書記，一直裝病不工作。一旦爬上書記，不執行黨的政策，一意孤行。結合到縣人民政府（縣革命委員會）當上副縣長的造反派頭頭趙廷海，是王瑞令的幕僚和膀臂，他們對我的態度不僅一直壓制著很少過問，反而肉中找刺、百般挑剔。當我向他們告別起程時，他們含羞帶笑的容顏，真令人難說出什么。
我到沈陽后先去省委組織部報到，一位接待我的領導同志說：我們收到貴州省委組織部的來函，根據陳璞如省長的意見，把你留在省辦公廳任第一副主任，他想讓你就近幫他做些工作。我愉快的服從組織分配，就上班了。毛遠新以毛主席的“聯絡員”自居，這位神氣十足的“太子”，在沈陽有一豪華的住宅，這里就成了辦公廳的所在地。辦公廳主任由省人民政府秘書長史長安同志兼任，辦公廳副主任是司枕亞、王曰圣、果敢、丁守玉、姜魯軍。史長安同志河北省大名縣舊治村人，抗日戰爭初期，他走出故里，就奔赴延安。走后從未再回來，沒有在本縣工作過。所以大名縣出來的干部很少知道他的情況。我這次在沈陽和史長安同志相識，并在他領導下一起工作，感到十分愉快。通過一段時間相處，我認為史長安同志的思想高尚、作風近人，看到他辦公桌上經常堆滿了的來往文件，天天忙個不停。他幾次對我說：辦公廳的工作，你大膽負起責任，放手去工作。有這樣一個知心領導的支持，當然大大增強了我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在省委、省革委一些會議上，我有時出席，有時列席，在會議上經常能見到任仲夷和張新村同志。他們都知道我調辦公廳工作了。任仲夷同志是冀南抗日根據地的理論工作者，回憶起他在冀南干部學校任校長時，在日本侵略軍頻繁掃蕩的險惡環境中，給我們講解創建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性；講解抗日戰爭必勝的前途；講解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好遠景……。他率領學員朝夕游動于敵人炮樓、公路之間。那時學員的生活都是軍事化，校長和學員關系密切，思想融洽，都能打成一片。我在冀南干部學校學習結束回到三專區后，再沒有機會見到任仲夷同志了。知道他調東北后先在大連工作。在近40年后又在他身邊工作，看到他除容顏有點蒼老外，在言談舉止上仍然如昔。我同張新村同志在臨清地區分別后，也30年未見了。在臨清地區工作時，我倆還算平起平坐，現在他已當上省級領導。當時臨清地區的幾個縣委書記都很能干，以后多得到重用：冠縣縣委書記蘇剛同志后來擔任貴州省長；莘縣縣委書記楊立功同志后來擔任國家農業部長；清平縣委書記趙振清同志后來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臨清市的丹彤、黑白里同志后來都擔任省部級的領導人。張新村同志是從山東省調遼寧省擔任副書記的。我這次和他相處在一起，感到他工作上穩重多了，辦事、說話、舉動都很有分寸。據說他在山東省菏澤地委擔任書記時曾受過挫折。
向張志新同志學習
遼寧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遭受破壞的重災省。省委宣傳部文藝處的張志新同志如何慘死在林彪、“四人幫”及他們在遼寧死黨的屠刀下，我在綏中縣時就早有所聞。但聽到的情況僅是一鱗半爪，既不具體又不全面。1977年春，我到辦公廳上班后，機關的干部仍議論紛紛，無不為她的慘遭殺害而痛心疾首。省委宣傳部也給我送來《學習張志新同志為真理而斗爭的革命精神》和有關資料，我流著眼淚一 一都看了。深深感到張志新同志是對黨、對人民赤膽忠心的好女兒。正當年華方富之際而壯烈犧牲，真是人間的大悲劇、大冤案。
張志新同志1930年生于天津市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1951年參加共青團，1955年參加共產黨。大學畢業后，前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工作。1957年冬，隨愛人調到沈陽市委黨校工作。1960年初調省宣傳部工作。張志新同志虛心好學，勤于思考，對黨對國家的大事特別關心。在文化大革命開始階段，她還是積極參加的，但不久就漸漸產生了疑惑：為什么把老干部打倒那么多？踢開黨委鬧革命由誰領導？工廠、企業都停工、停產將造成什么惡果？為什么在人民群眾中制造分裂、武斗和流血？還說：文化大革命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中央還有誰？聶元梓的第一張大字報是怎么一回事？對江青、葉群這些人我根本不了解。……。這些話很快就在“四人幫”，在遼寧的死黨那里掛上了號。
1968年11月，省委工作機關被砸爛了，機關干部被“四人幫”的死黨趕到盤錦“五七”干校。宣傳部編為12大隊12連。這年12月，刮起“12級臺風”，把張志新同志揪出來，關進“學習班”，被勒令交代問題。她雖然經過了大挫折，但不改初衷地在交代材料寫到：文化大革命以來，越想越覺得有問題，覺得面是不是搞大了？老干部工作那么多年，是不是要通過這個辦法解決？對江青提意見有什么不可以？為什么要壓制？這時就想到中央文革到底是集體領導，還是江青自己在那說了算？江青歷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她的歷史審查過沒有？還有葉群，對這兩個人不了解，過去不是領導人，這次成為中央領導人，但產生過程，不合乎選舉原則，因此，對中央文革就失去了信賴。打倒這么多人，是否都是路線斗爭？是否打擊面過寬？我就是為被打倒的走資派喊冤叫屈。斗走資派，要當敵人打，我思想就不通。老干部總是給黨做些好事，做些工作。今天揪一個，明天揪一個，還有多少沒打倒？我一方面擔憂，一方面懷疑，打倒這些人，不一定都是反對毛主席的。主席叫大家關心文化大革命，但一看到分派、武斗、聯合不起來，是不是有人在那搞什么名堂。……。張志新同志還在批斗她的幾次會上說：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我不作一個沒有靈魂的人。我認為我沒有錯。過去我看過一個劇，哥白尼發現地球是圓的，但他被定了罪，后來證明他是對的。
一個共產黨員，通過正常途徑，對黨內重大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這本來是黨員的權利。但在林彪、“四人幫”橫行的歲月里，只有“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所以張志新同志正義的言行在他們眼里當然是大逆不道、十惡不赦。當時省革會一個領導人和死黨毛遠新惡狠狠地說：這樣的人得整起來。1969年9月24日上午10時，張志新同志在召開批斗她的大會上，以現行反革命罪宣布逮捕了，給她帶上手銬、綁上繩索，投入了監獄。并在1970年8月20日向她宣判執行無期徒刑。這時年僅39歲的女共產黨員，從此開始近六年的獄中生活。在這二千一百個日日夜夜里，張志新同志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在多次審訊中，把法庭當戰場，一次又一次的向審判人員質問、控訴。她說：一個共產黨員向黨講心里話，按照黨的紀律原則提出，怎么說是攻擊黨，是屬于敵我矛盾呢??？她斬釘截鐵地說：我沒有罪！……。這時“四人幫”的死黨毛遠新說：“判無期徒刑以后，一直是相當反動，看來是死心塌地，在服刑期間這么囂張，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殺了算了！”
1975年4月4日，一伙法西斯暴徒惟恐張志新同志在執行死刑前呼喊，強行將她的氣管割斷了。張志新同志奮力反抗、呼喊，但是已經喊不出聲音了。這天上午十時十二分，張志新同志昂首挺胸，面不改色，雙目怒視，沒有眼淚，沒有悲傷，在槍聲中倒下了。她為了黨，為了人民，為了壯麗的社會主義事業，為了捍衛她所追求的真理，把自己的滿腔熱血灑在她所愛的土地上了。
1979年3月31日，省委召開了為張志新烈士平反昭雪大會，為她恢復黨籍，恢復名譽，追認她為革命烈士。省委領導同志參加了大會。張志新烈士的愛人和子女參加了大會。張志新烈士的哥哥和妹妹也從北京趕來參加了大會。會上宣讀了《關于張志新案件復查情況和平反意見的報告》，宣讀了《中共遼寧省委關于為張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認她為革命烈士的決定》，號召全體黨員和干部向張志新烈士學習。省委書記徐少甫在大會上講了話。烈士的女兒曾林林在會上一字一淚地控訴了“四人幫”殺害她媽媽和迫害她們全家的滔天罪行。
我因公外出，不在機關，失去了參加這次有重要意義的會議而深感遺憾。
到大連市檢查春耕生產
1978年春，省委組織春耕生產檢查團分赴各地工作，大連分團由我帶隊。1978年3月26日（星期日）《旅大日報》有這樣一篇報道：“為了搞好今年的春耕生產，省委組織的春耕生產檢查團旅大分團一行38人，由省直機關領導干部司枕亞、王曰圣同志帶隊，于3月23抵連。檢查團在聽取了市委領導同志關于當前我市農村‘雙打’運動和春耕生產情況匯報后，于3月25日分赴我市北部四個縣檢查指導工作。省春耕檢查團將向廣大干部、群眾深入宣傳貫徹五屆人大精神，指導和幫助我市農村各級黨組織帶領群眾，以揭批‘四人幫’為綱，以生產為中心，掀起春耕生產熱潮。”
大連市位于遼東半島南端，與山東半島隔海相望，東西兩面臨海，海濱風光明媚。不僅造船、機械、制造、化工、紡織工業發達，而且大連港水深港闊，冬季不凍，是我國重要對外貿易港口和漁業生產基地。大連市轄金縣、新金、莊河、長海四縣，農產品相當豐富。省春耕生產檢查分團到大連后，我與王曰圣同志就分開活動。我帶一組人到金縣和新金縣，他去了莊河縣。后來王曰圣同志因工作先回去了，我又去了莊河縣。這次我走遍了大連市的山山水水。當然，到那里都同當地干部結合起來工作，有一次在莊河縣農村遇到市委第一書記李荒同志，從而跟著他活動了幾天。這次在大連市工作，長達兩個多月，中間給省委反映幾次情況，最后仍由我執筆寫出總結報告，可惜我沒有留下這些資料。
接待方青同志
4月初的某一天，大連賓館服務員領來一個同志找我，我一眼就認出他是過去在內務部一起工作的方青同志。方青向我述說：他原是北平的地下黨員，“文革”中打成反革命，一直放在大連一工廠勞動，這些年受的苦，真是一言難盡。從《旅大日報》上看到你帶領春耕生產檢查團來到大連，好不容易在這里找到你。30多歲了，還未結婚，誰要我這個反革命呀！你可要為我解決問題呀。我完全理解方青同志的心情和要求。從省隨我來這里有一個辦公廳信訪處的同志，我即把他找來，讓他把方青同志問題的前因后果了解清楚，督促原單位迅速解決，并將辦理情況報省。從上面這么一促，時隔不久方青同志的問題就完滿解決了。事后他的工作又調到北京，同北京兒科研究所一個大夫結婚，建立了美滿的家庭。
再次到中央黨校學習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辦好各級黨校的決定》，決定指出：“辦好各級黨校，有計劃地分期分批抽調干部進行較系統的學習，也是一種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由于林彪和‘四人幫’反黨集團的干擾破壞，各級黨校，有的取消了，有的停辦了，這是我們黨的一個損失。‘四人幫'被粉碎后，各級黨校，有的地方已經恢復，有的地方正在恢復。中央認為，各省、市、自治區一級的黨校，都應迅速恢復，切實加強領導，糾正目前有些地方黨的委員會不管黨校的現象。”中共中央黨校是1977年10月初恢復并開始招收第一期學員。省春耕生產檢查分團在大連工作兩個多月，1978年5月下旬我回到省，正遇上第一期學員學習結束，開始抽調第二期學員。這時我提出再去中央黨校學習，我所以提出這一要求：一來因為林彪、陳伯達、“四人幫”這一伙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搞亂了很多基本理論問題，急需通過系統學習正本清源；二來辦公廳幾個副主任，必須抽一個去學習；同時從我思想深處來說家在北京，也愿去。在其他副主任沒有積極提出要求的情況下，組織上便同意了我去的要求。
中央黨校第二期共招收高、中級班學員1219人。所謂高級班（又稱一部）是指省、部級干部學習班；中級班（又稱二部）是指廳、司級干部學習班。高、中級班在住宿、餐廳條件有所不同外，在教學計劃安排上都是一致的。王一夫、甘重斗、丹彤、郭獻瑞、劉亞南都在這期高級班學習。在學員組成上這次與上次大有區別：我上次學習時學員基本都是老干部；這次學習的學員就是老中青干部都有了。張平化同志的小秘書王維四還當了我們的組長。我擔心有借造反上來的造反派。學習期限為六個月。學習課程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黨的學說。閱讀書目和時間和我上次學習時的安排大同小異，但教學班底變化很大，名人少了，后起之秀多了。這是后浪推前浪客觀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
1978年6月30日下午，召開了第二期高、中級班開學典禮。在馬文瑞同志主持下，胡耀邦同志的講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說：林彪、“四人幫”是一伙反革命政治騙子，他們為了把黨搞亂，把國家搞亂，以便亂中奪權，首先就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他們歪曲、篡改、偽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以我們要下苦功多學點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明辨是非，從根本上撥亂反正。馬克思和毛主席的著作非常豐富，估計有五千萬字，很難全部讀完讀懂。我們從中選編了一百來萬字的教材，供大家閱讀。從第一期學習效果看，把這些基本原理真正融會貫通了，大體是夠用了。怎樣學習？還是四條：自學為主；聯系實際；敞開思想；改進作風。所謂自學為主，是指每天至少有半天自己讀書。也搞一點必要的輔導，但不要希望太高。自己看書，自己思考，自己融會貫通，這才是真功夫。理論聯系實際是毛主席一貫倡導的學風。所謂敞開思想，就是提出問題、民主探討。堅持實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的做法。所謂改進作風，即是說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除了有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具體實踐相統一的原則制定出的正確路線以外，還因為有一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來保證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這些年，這一套作風被林彪、“四人幫”破壞了。中央關于辦好各級黨校的決定中說：“要做到每期學員結業重新走上工作崗位時，在黨性方面、作風方面都要有明顯的提高。”胡耀邦同志在世時20多年前的講話仍有現實意義。
我們二期中級班學員中有個王立本同志，他參觀北京紅星機械化養豬試驗場時，在該場會議室內，看到當時華國鋒主席曾在場內用過的熱水瓶、茶杯、椅子等，陳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櫥柜中。1978年12月29日，王立本同志寫給華國鋒主席一信，大意是這樣：機械化養豬試驗場將你在那里用過的物品，陳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櫥柜中。這種愛戴之情，是無可非議的。但對于這種形式，有沒有必要？今后，你還要到千千萬萬的基層單位視察工作，假如也都模仿起來，在人們的精神上會產生什么影響？我認為不利于恢復、繼承和發揚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種形式，要是真的成風，就可能發展到從人變成“神”，把人民領袖和人民之間的同志關系變成封建關系，借此來破壞民主生活，鎮壓革命者，進行他的卑鄙勾當。再者，凡是你到過的基層單位，假若都把你用過的物品陳列起來，數量也是可觀的，實在是一種浪費。讓它在人民群眾中繼續使用，會使人們感到平等，精神解放，而且又發揮了物的應有作用。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同志在一、二部學員結業大會上的講話中，大大表揚了王立本同志，我至今記憶猶新。
就在我們二期學員將要結業的前幾天，中組部主管干部調配工作的趙振清副部長，天天來黨校找學員談話。1979年1月16日晚，他帶著中組部的薛德堂、王秉鐸同志也找到我。
“我們在臨清地區就認識了，對組織有什么要求么？”趙開門見山地問我。
“趙副部長還記得我，我正想找你。”我這樣答。
“有話說吧！”趙又說。
“我是最早進京的一批干部，北平剛和平解放，新中國尚未成立，我就隨華北人民政府民政部機關從平山遷進來了。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在內務部工作。1958年為了加強貴州省民政廳，把我調到貴州，后又輾轉調到遼寧省辦公廳。離開北京整整二十年了。我在哪里工作應該聽從組織上安排，但我北京這個家搬不出去。我已是60歲的人了，在外地一直單獨生活，困難太多太大。要求組織把我再調回北京。”我懇切的向趙提出這一要求。
“你想調回到那個單位？”干部調出容易調進難，從趙這么問的口氣聽來，對我的工作調回來是表同情的。
“分配那個單位，我沒有要求，我完全服從組織上安排。”懷著喜悅的心情，我這樣答。
“你調回北京工作的要求，我們可以考慮。那個單位愿意接收你，你自己也要聯系，聯系結果可告薛德堂同志，他的電話是668931轉371。”我沒有想到這樣順利，解決了這個難題?；蛟S由于過去在臨清地區有點老關系的緣故。
組建省駐京、津、滬、穗四地辦事處
1979年1月26日，我在中央黨校學習結束，回到省機關后，即讓我負責組建遼寧省革委會駐北京、天津、上海、廣州四地的辦事處。省委組織部于1979年1月24日，發出20號文件：省委決定：司枕亞同志兼任省革委會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如此說來辦公廳的工作，我就沒多少精力顧及了，把大部分力量投入組建四地的辦事處。當時設想四地的辦事處，是隸屬辦公廳的處級機構，而且“文革”前就有這四個組織。但是“文革”中遭到徹底破壞。人員流失了，房產均被侵占，辦事處原有人員可以找到，缺什么人員也容易補充，因為一聽說到這四個大城市工作，都爭著要去。只是要想找到理想的辦公地址太難了。我在沈陽就近找到原在北京辦事處工作的董滋禮同志，向他了解到原來辦事處的一些情況，而且他表示仍愿回來幫我作恢復工作。我在中央黨校學習結束回到沈陽，并未久停，就同董滋禮同志一起又回北京了。
我回北京后，以遼寧省革命委員會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兼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多次找當時擔任副市長的郭獻瑞同志，由于這位老同學、老同鄉、老戰友的幫助，才能在大珊欄一旅社內劃出幾個房間，作為駐京辦事處的臨時辦公地址，也算有了立足之處。我又幾次去天津、上海。王一夫同志是我在內務部工作時，直接分管我們救濟司的副部長，他在二期一部同我同時結業后，分配到天津市委任副書記。在貴州省工作時的老戰友張世珠同志，當時調到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副秘書長。我到天津、上海找到王一夫、張世珠同志，在他們幫助下，辦事處的辦公地址也有了進展。當然，在我奔波組建四地辦事處的過程中，我并沒有放松自己的工作調動。我拿著艾大炎同志的推薦信，在林業部人事局長鄭衡平同志引進下，見到羅玉川部長。也見過當時糧食部專管人事的安法乾副部長。他們都肯定表示同意我調部工作。我把這一情況及時轉告了薛德堂同志。
十八、在國家糧食部
中央組織部于1979年7月13日，發出766號調令，調我到國家糧食部工作。王淑秀同志是大名縣籍的老鄉，她愛人楊發濤是中組部辦公廳一位負責人，這個消息是楊發濤同志告訴我的。組建辦事處的工作交代給董滋禮同志負責，我就返回沈陽了。省委組織部曹明遠副部長，7月20日上午，正式告訴我上調國家糧食部工作。這天當晚到陳璞如省長家向他告別，蘇健同志還讓我設法買一上海產的電熨斗。7月21日晚省委在友誼賓館招待話別，黃歐東、陳璞如等領導同志參加，同時上調北京的除我外，還有武少文、高魯、金直夫、石磊、蘭培偉等同志都參加了話別。我7月22日去撫順市向譚錫三老戰友告別；7月23日又去鞍山游覽了一天；7月24日參加辦公廳的歡送會后，7月25日就返回北京了。7月30日到糧食部報到，8月10日正式上班。
毛主席說：“手中有糧、心里不慌。”糧食是人類最基本的生活資料，關系到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市場穩定。因而黨中央一向重視糧食工作。1979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成立糧食部。任命：陳國棟為部長，楊少橋、趙發生、安法乾、姜習、李衍授、鄧飛、周康民為副部長。6月12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八次常委會議通過《關于設立糧食部的決定》，任命陳國棟為糧食部部長。早在1970年7月1日，商業部、糧食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中央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合并組成商業部。即是說我到糧食部上班之際，正是糧食工作從商業部分出來，又恢復了獨立的糧食部。糧食部設有計劃局、購銷局、市供局、儲運局、工業局、基建局、油脂局、飼料局、財會局、人事局。我分配到購銷局任副局長，乍到經濟部門工作，處處感到陌生，就在工作中邊干邊學。我剛上班不久，就看到國務院1979年10月8日發出的《關于抓緊糧食征購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堅持征購基數一定幾年不變，超購任務一年一定的政策。10月16日至11月9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糧食會議，強調解決糧食問題，必須“立足國內，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厲行節約”的根本方針，要堅持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嚴格控制非農業人口增長。1980年2月25日，糧食部和有關部聯合發出《關于棉、糖獎糧試行辦法》，國務院決定自1981年起，在棉、糖產區全面試行。10月10日至29日，糧食部召開全國糧食會議。會議協商1980年度糧、油的購、銷、調撥計劃，討論有關調減糧食征購基數，糧油管理體制，財務管理體制等問題。1981年5月20日，糧食部、物價總局、財政部聯合發出《關于提高大豆收購價格、取消大豆超購加價》的通知。8月10日，糧食部發出《供應半議價油的暫行辦法》。當然會議、文件還很多，我逢會就好好聽，看到文件就仔細研究。日久天長，對糧食工作已初步入門了。我多次到災區了解受災農民的口糧供應，征購任務以及農業稅的減免等問題，了解的情況都及時向領導匯報。
1981年糧食部機關干部評定技術職稱，我自行放棄了。我當時這樣想：不評我經濟師或高級經濟師吧，我是個領導干部，大家不便開口。評我是什么師吧，我又是作經濟工作的一個新兵。所以我自動放棄，沒有參加評定。
十九、離休之后
1982年2月22日至3月8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22次常委會議通過《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問題的決議》，將商業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糧食部再次合并，設立商業部。任命劉毅為商業部部長，同日，國務院任命姜習、潘遙、宋克仁、季銘為副部長。在新商業部合并組建過程中楊少橋、姜習兩位副部長找我談話說：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決定指出：“老干部離休退休和退居二線的制度，是保障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正常進行和健全發展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制度，必須立即著手有系統地建立和健全起來，使之經?；?，并且嚴格地加以實行。”還指出：“擔任司局長一級的干部，一般不超過60歲。”兩位副部長向我傳達中央決定的主要精神后還說：新組建的商業部，無論哪級干部在安排上都嚴格執行這一決定。根據你的年齡，不再安排工作。我立即表示：服從組織安排。重組的商業部1982年3月15日正式開始辦公，從這一天起，我就算離休了。
在國家機關機構改革，新商業部合并組建過程中，一批年老的部、局級干部主動離開現職。經上級批準，商業部黨組為了進一步發揮這批老同志的作用，本著力所能及、發揮余熱的精神，于1982年4月10日，成立了商業部商業政策研究會，作為部黨組的咨詢機構。當時自愿參加商業政策研究會的有七位副部長和二十多位司、局長。會員選舉產生了會長、副會長，設立秘書處。規定逢星期三舉行例會，不定期編印《商業政策研究資料》。我不僅參加了商業政策研究會，而且每年到外省進行調查研究。最初幾年每逢春暖花開時出去一次，金秋氣爽時出去一次。我除西藏自治區外，幾乎跑遍全國各省。寫出了幾十份調查報告，都編印為《商業政策研究資料》分送部領導和有關司、局參閱。我1985年2月間去河南省進行調查研究，回部后寫出《河南省災區群眾生活安排中的幾個問題》，劉毅部長看到后，將原文壓縮作為《商業部簡報》印發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等領導單位。在商業政策研究會成立兩周年之際，秘書處將會員寫出的一些文章和資料，篩選出40篇，編印成《商業政策的調查研究》一書。這本書編入我三篇文稿：《廣東省實行糧食獎售政策的情況和問題》、《江、浙兩省糧食多渠道經營的情況和問題》、《江蘇省昆山縣張浦糧管所試行費用承包責任制的調查》。1988年劉毅部長調走，胡平接任商業部長后，商業政策研究會的領導，曾派我先后兩次向胡平部長口頭匯報糧食工作的情況。第一次是在1988年6月30日匯報的，內容包括：對糧食工作的認識和領導問題；糧食收購政策問題；農村銷售政策問題；城市供應政策問題?？梢哉f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由于掌握不少生動又實際的資料，匯報收到較好的效果。第二次是在1989年8月18日，向胡平部長口頭匯報的內容是：趙紫陽同志在糧食工作中指導思想的失誤?？傊?，十幾年來，我離開工作崗位，轉到比較超脫的地位，仍然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與此同時，把我幾十年來工作中，印象比較深刻的大事，都寫出了回憶錄，為地方黨史留下一些資料。我寫出的專題回憶錄有：
（1）《回憶1942年冀南大災荒》，這篇回憶在河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主辦的1993年第4期《文史精華》、商業部商業政策研究會主編的《建國前后商業工作實錄》、1987年第3期《冀南黨史通訊》、1994年第4輯《大名文史資料》、以及大名縣委黨史研究室主編的《大名抗日烽火》都刊載了。
（2）《冀南抗日根據地糧食工作的片斷回憶》，這篇回憶首先在1986年第6期《冀南黨史通訊》發表后，商業部商業政策研究會主編的《建國前后商業工作實錄》一書，以及大名縣委黨史研究室主編的《大名抗日烽火》都轉載了。
（3）《晁哲甫虎口脫險記》，這篇回憶在河南省委老干部局編輯的1994年第11期《老人春秋》、河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主辦的1995年增刊2期《文史精華》、1994年第4輯《大名文史資料》，以及大名縣委黨史研究室主編的《大名抗日烽火》都刊載了。
（4）《大名縣“東館事件”的回憶》，這篇回憶在1989年第1期《冀南黨史通訊》、1990年第2輯《大名文史資料》，以及《大名抗日烽火》一書都刊載了。
（5）《魏縣北臺頭反革命叛亂始末》，這篇回憶在1988年第6期《冀南黨史通訊》、1990年第2輯《大名文史資料》，以及《大名抗日烽火》、《魏縣烽火》兩書中都刊載了。
（6）《智取李馬寨 逼降于旺莊》，這篇回憶在1992年第3輯《大名文史資料》刊載后，199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時，《邯鄲日報》舉辦抗戰回眸征稿，經大名縣政協文史辦公室將這篇回憶送《邯鄲日報》刊載并獲獎。
（7）《破路·打狗·挖洞·改造村形》這篇回憶曾在1994年第4輯《大名文史資料》和《大名抗日烽火》一書刊載。
（8）《大名市建立前后的片斷回憶》，這篇回憶曾在1990年第4期《冀南黨史通訊》和1992年第3輯《大名文史資料》中刊載。
（9）《大名折城記》，這篇回憶刊載于《大名抗日烽火》一書中。
（10）《解蘊山同志光輝的一生》，這篇回憶曾在1990年第3期《冀南黨史通訊》、1990年第2輯《大名文史資料》、《魏縣烽火》一書中刊載。
（11）《解蘊山同志三五事》，曾刊載于1989年第4期《冀南黨史通訊》。
（12）《解蘊山與“丁陳頑軍”的斗爭》，這篇回憶曾在1994年第1期《冀南黨史通訊》和《大名抗日烽火》一書中刊載。
（13）《司景周烈士傳略》，這篇回憶曾在1989年第2期《冀南黨史通訊》、1992年第3輯《大名文史資料》、《大名師范人物》等書中刊載。
（14）《懷念母親》，這篇回憶曾在1994年第4輯《大名文史資料》刊載。
（15）《任樂亭烈士傳略》一文，曾在1988年第1期《冀南黨史通訊》、1990年第2輯《大名文史資料》，以及《大名抗日烽火》、《大名師范人物》等書中刊載。
總而言之，我離休之后作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參加了商業部商業政策研究會，跑了不少地方，寫了不少調查報告；二是把過去幾十年革命工作中所遇到的大事，寫了多篇專題回憶。有同志建議把這些汗水凝聚的資料，編印成書，名曰《離休之后》。我再三考慮：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今天，那個出版社也不會出版這本無銷路的書。若我自己花錢，按十幾萬字匡算，印上二、三百本，需支出幾萬元左右，我無力也不愿負擔。這一想法和意見就此擱淺。
我離休以后，按正局級待遇。
2001年7月1日，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那一天，國家計委直屬機關黨委給我頒發了一枚足銀紀念牌。銀牌正面上方刻有毛澤東主席的手跡“為人民服務”；下方刻有我的姓名、出生年月和入黨年月。銀牌背面上方刻有鐮刀斧頭的黨旗和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1921-2001）；下方刻有入黨誓詞。凡屬國家計委系統黨齡在60年以上的老黨員，均發這一珍貴的銀質紀念牌。
凡注明來源邯鄲文化網的文章，屬邯鄲文化網原創
請尊重作者，轉載注明作者、文章出處
（更多好文 請加小編微信h3115855）
|
